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自從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學術界熱衷于用各種經濟學流派的觀點加以解說，其所形成的滔滔之勢反而混淆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真實目標、內在邏輯和理論機理。澄清認識誤區，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對于深入貫徹落實這一改革舉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存在理論誤讀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誤讀，其理論來源大致包括以下幾類：一是以薩伊定律為核心的新古典理論；二是以傳統供給經濟學為內核的新供給經濟學；三是以發展經濟學為核心的各類結構主義；四是以保守主義、貨幣主義以及供給主義為核心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五是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理論；六是以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主義。但是，這些理論都不能成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薩伊定律所倡導的“供給自動創造自身的需求”“宏觀經濟不需要進行需求管理”等主張，與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機理相沖突。從薩伊定律出發，市場不可能出現全面的生產過剩，這與目前大規模的產能過剩顯然并不一致。薩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預原則，也顯然難以治理當今時代的經濟問題。

供給經濟學應對的核心問題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問題。然而，目前中國經濟并不存在“滯脹”。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幾大問題集中體現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長動力源變化導致的增速下滑、產能過剩以及制度性與機制性問題累積下的結構扭曲等方面。供給學派所開出的減稅和削減福利等藥方，并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結構主義興起于上世紀50年代，主張用國家干預和大規模投資等措施來突破落后國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臨的各種瓶頸性約束。其實質是主張干預主義和非均衡主義，明顯與中國完善市場機制、促進均衡發展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改革目標相沖突。

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是哈耶克的保守主義、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以及拉弗的供給主義的混合體和變種，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運行上的完全市場化不僅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相沖突，與中國持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相背離，而且難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復雜問題。

華盛頓共識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觀平衡”為內容，拉美和東歐的結構性改革已經證明了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因此，以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不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經濟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開出的藥方自然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

新制度主義雖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質上是一場制度創新這一要點，但其簡單的私有化邏輯難以適應當前中國多層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肩負的“宏觀穩定消除扭曲 新動力機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調整任務，需要超越簡單的產權體系改革。

深入研究這些理論誤讀，可以發現它們存在共同的問題和困境：

一是簡單分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供給側”等同于供給經濟學，“結構性”等同于結構主義，“改革”等同于制度主義。這種簡單化表象化的理論解讀具有很強的誤導性，容易使公眾認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于簡單的減稅、簡單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或者簡單的政府管制或計劃。事實上，這些簡單化的政策主張都沒有抓住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任務，甚至與之南轅北轍。

二是先驗假定需求管理和總量管理失靈了，因此各類政策應從需求側管理全面轉向供給側管理，理論基礎應當徹底轉向各類反凱恩斯流派。這種觀點顯然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此次以美國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新興市場匯率大動蕩為主要內容的國際金融危機和以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工業品市場蕭條、新興經濟體產能過剩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實體經濟危機與上述理論流派所適用的20世紀70—80年代的“滯脹”具有本質性的區別；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同樣不是“滯脹”問題。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不拒絕需求側管理，而且在很多環節需要需求側管理進行配合。

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把握三條原則

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桎梏。必須超越各種類型的凱恩斯主義和供給經濟學的對立與爭論，跳出“用需求管理來處理需求問題”和“用供給管理來處理供給問題”的二元主義困境，強化結構性視角、制度性視角和增長模式轉換視角。在短期，應關注市場失靈帶來的供求失衡問題，以政府適度干預對沖世界經濟波動帶來的外部沖擊，以內需適度擴張彌補外需下滑帶來的需求缺口并緩解產能過剩。在近期，適度啟動供給側調整，利用“看得見的手”和整體規劃積極處置僵尸企業。在中期，全面實施結構性改革，從制度層面重構市場，釋放市場活力，推動政府主導型結構調整逐步過渡到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避免政府過度干預。

超越左和右、市場與政府的簡單分類。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結為以“市場化 私有化自由化”為核心的新古典思潮，也不能歸結為以“整體主義 政府干預部分計劃化”為核心的左派結構主義。必須清晰地看到，中國目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不僅僅根源于市場失靈或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層次的多元疊加。因此，有效之策不是簡單地利用政府干預甚至計劃模式來取代市場以治理市場失靈，也不是以徹底的市場化來替代政府，而是針對不同問題采用不同工具進行綜合治理。

既著眼本國實際，也具備國際視野。把本土視角與世界視角結合起來，就不會把中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簡單歸結為全球分工體系重構，而會看到沿用了多年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及其相關政策和制度已經難以適應現今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要求，戰略重構以及調整相應政策和制度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同時也不能簡單強調中國路徑的特殊性，將本次結構性調整獨立于世界分工體系和世界經濟再平衡之外，而應在全球產業鏈重塑中找準自己的目標和定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跳出認識局限和理論誤讀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中國實踐的理論綜合性集成創新，是中國經濟和中國模式在新時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調整，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必須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使命，能夠提供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的科學答案。正如人民日報文章《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權威人士所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從理論到實踐不斷探索的結晶。”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新時期的創新發展，具體而言就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此為基點，正確認識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

以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的。從社會主義本質論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核心標志是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水平。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包含多重任務：從長期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各類創新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之舉；從中期看，推動產業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是發展生產力的核心步驟；從中短期看，克服各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是發展生產力的核心內容；從近期看，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核心內容的五大殲滅戰是發展生產力的切入點。

以是否形成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為檢驗標準。按照政治經濟學的生產關系理論，各種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歸根結底都是利益關系。要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體系，就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體的作用，建立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通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形成利益和諧共容的生產體系、分配體系和交換體系。因此，檢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最為直接的方法就是觀察其是否有利于發揮各社會主體的能動性，是否形成了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

把握促進經濟增長的多層次舉措。從政治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來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僅來源于資本、勞動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為重要的來源是技術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長階段轉換體現為產業體系升級，并會出現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變化。因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舉措包含多個層次：一是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宏觀經濟政策；二是基于要素投入的各種要素市場促進政策；三是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各類改革；四是有利于分工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構性政策；五是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各類創新戰略。這些多層次的增長促進舉措構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環境，顯然有別于西方經濟學各種流派所開出的藥方。

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所有制理論，生產力發展受到阻滯，意味著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體系方面存在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一是通過并購、破產等方式積極處置僵尸企業；二是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國有經濟的所有制基礎，切斷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各種軟預算約束紐帶，構建新型平等競爭體系；三是通過建立多層次創新體系，充分發揮政府、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在不同創新環節、創新模式上的作用；四是通過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形成適應新階段全球競爭的市場主體，實現技術與產業跨越式發展。

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展開。根據政治經濟學市場運行理論，市場供求失衡不僅意味著需求不足或供給過剩，而且表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環節都出現了問題，是多環節的市場失靈。其中，生產環節中的所有制、企業勞動關系、治理體系以及競爭體系尤為重要，是很多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所在。因此，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必須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多環節尋找答案，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展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要從生產環節入手，推動過剩產能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將這些政治經濟學原理與中國發展新階段的實際相結合，在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認識、借鑒現代經濟學最新成果的基礎上，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和理論內涵，就能持續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理論指導和思想引領。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