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跳出認識局限和理論誤讀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中國實踐的理論綜合性集成創新，是中國經濟和中國模式在新時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調整，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必須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使命，能夠提供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的科學答案。正如人民日報文章《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權威人士所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從理論到實踐不斷探索的結晶。”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新時期的創新發展，具體而言就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此為基點，正確認識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

以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的。從社會主義本質論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核心標志是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水平。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包含多重任務：從長期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各類創新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之舉；從中期看，推動產業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是發展生產力的核心步驟；從中短期看，克服各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是發展生產力的核心內容；從近期看，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核心內容的五大殲滅戰是發展生產力的切入點。

以是否形成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為檢驗標準。按照政治經濟學的生產關系理論，各種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歸根結底都是利益關系。要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體系，就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體的作用，建立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通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形成利益和諧共容的生產體系、分配體系和交換體系。因此，檢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最為直接的方法就是觀察其是否有利于發揮各社會主體的能動性，是否形成了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

把握促進經濟增長的多層次舉措。從政治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來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僅來源于資本、勞動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為重要的來源是技術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長階段轉換體現為產業體系升級，并會出現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變化。因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舉措包含多個層次：一是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宏觀經濟政策；二是基于要素投入的各種要素市場促進政策；三是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各類改革；四是有利于分工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構性政策；五是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各類創新戰略。這些多層次的增長促進舉措構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環境，顯然有別于西方經濟學各種流派所開出的藥方。

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所有制理論，生產力發展受到阻滯，意味著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體系方面存在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一是通過并購、破產等方式積極處置僵尸企業；二是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國有經濟的所有制基礎，切斷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各種軟預算約束紐帶，構建新型平等競爭體系；三是通過建立多層次創新體系，充分發揮政府、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在不同創新環節、創新模式上的作用；四是通過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形成適應新階段全球競爭的市場主體，實現技術與產業跨越式發展。

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展開。根據政治經濟學市場運行理論，市場供求失衡不僅意味著需求不足或供給過剩，而且表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環節都出現了問題，是多環節的市場失靈。其中，生產環節中的所有制、企業勞動關系、治理體系以及競爭體系尤為重要，是很多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所在。因此，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必須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多環節尋找答案，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展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要從生產環節入手，推動過剩產能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將這些政治經濟學原理與中國發展新階段的實際相結合，在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認識、借鑒現代經濟學最新成果的基礎上，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和理論內涵，就能持續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理論指導和思想引領。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