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自從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學術界熱衷于用各種經濟學流派的觀點加以解說，其所形成的滔滔之勢反而混淆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真實目標、內在邏輯和理論機理。澄清認識誤區，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對于深入貫徹落實這一改革舉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存在理論誤讀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誤讀，其理論來源大致包括以下幾類：一是以薩伊定律為核心的新古典理論；二是以傳統供給經濟學為內核的新供給經濟學；三是以發展經濟學為核心的各類結構主義；四是以保守主義、貨幣主義以及供給主義為核心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五是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理論；六是以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主義。但是，這些理論都不能成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薩伊定律所倡導的“供給自動創造自身的需求”“宏觀經濟不需要進行需求管理”等主張，與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機理相沖突。從薩伊定律出發，市場不可能出現全面的生產過剩，這與目前大規模的產能過剩顯然并不一致。薩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預原則，也顯然難以治理當今時代的經濟問題。

供給經濟學應對的核心問題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問題。然而，目前中國經濟并不存在“滯脹”。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幾大問題集中體現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長動力源變化導致的增速下滑、產能過剩以及制度性與機制性問題累積下的結構扭曲等方面。供給學派所開出的減稅和削減福利等藥方，并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結構主義興起于上世紀50年代，主張用國家干預和大規模投資等措施來突破落后國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臨的各種瓶頸性約束。其實質是主張干預主義和非均衡主義，明顯與中國完善市場機制、促進均衡發展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改革目標相沖突。

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是哈耶克的保守主義、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以及拉弗的供給主義的混合體和變種，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運行上的完全市場化不僅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相沖突，與中國持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相背離，而且難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復雜問題。

華盛頓共識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觀平衡”為內容，拉美和東歐的結構性改革已經證明了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因此，以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不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經濟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開出的藥方自然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

新制度主義雖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質上是一場制度創新這一要點，但其簡單的私有化邏輯難以適應當前中國多層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肩負的“宏觀穩定消除扭曲 新動力機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調整任務，需要超越簡單的產權體系改革。

深入研究這些理論誤讀，可以發現它們存在共同的問題和困境：

一是簡單分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供給側”等同于供給經濟學，“結構性”等同于結構主義，“改革”等同于制度主義。這種簡單化表象化的理論解讀具有很強的誤導性，容易使公眾認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于簡單的減稅、簡單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或者簡單的政府管制或計劃。事實上，這些簡單化的政策主張都沒有抓住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任務，甚至與之南轅北轍。

二是先驗假定需求管理和總量管理失靈了，因此各類政策應從需求側管理全面轉向供給側管理，理論基礎應當徹底轉向各類反凱恩斯流派。這種觀點顯然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此次以美國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新興市場匯率大動蕩為主要內容的國際金融危機和以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工業品市場蕭條、新興經濟體產能過剩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實體經濟危機與上述理論流派所適用的20世紀70—80年代的“滯脹”具有本質性的區別；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同樣不是“滯脹”問題。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不拒絕需求側管理，而且在很多環節需要需求側管理進行配合。

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把握三條原則

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桎梏。必須超越各種類型的凱恩斯主義和供給經濟學的對立與爭論，跳出“用需求管理來處理需求問題”和“用供給管理來處理供給問題”的二元主義困境，強化結構性視角、制度性視角和增長模式轉換視角。在短期，應關注市場失靈帶來的供求失衡問題，以政府適度干預對沖世界經濟波動帶來的外部沖擊，以內需適度擴張彌補外需下滑帶來的需求缺口并緩解產能過剩。在近期，適度啟動供給側調整，利用“看得見的手”和整體規劃積極處置僵尸企業。在中期，全面實施結構性改革，從制度層面重構市場，釋放市場活力，推動政府主導型結構調整逐步過渡到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避免政府過度干預。

超越左和右、市場與政府的簡單分類。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結為以“市場化 私有化自由化”為核心的新古典思潮，也不能歸結為以“整體主義 政府干預部分計劃化”為核心的左派結構主義。必須清晰地看到，中國目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不僅僅根源于市場失靈或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層次的多元疊加。因此，有效之策不是簡單地利用政府干預甚至計劃模式來取代市場以治理市場失靈，也不是以徹底的市場化來替代政府，而是針對不同問題采用不同工具進行綜合治理。

既著眼本國實際，也具備國際視野。把本土視角與世界視角結合起來，就不會把中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簡單歸結為全球分工體系重構，而會看到沿用了多年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及其相關政策和制度已經難以適應現今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要求，戰略重構以及調整相應政策和制度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同時也不能簡單強調中國路徑的特殊性，將本次結構性調整獨立于世界分工體系和世界經濟再平衡之外，而應在全球產業鏈重塑中找準自己的目標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