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應看到職業打假者背后的問題

職業打假人的年齡橫跨“50后”至“90后”。他們的江湖，以發現假冒偽劣商品為目標，以知假買假索賠掙錢為目的。隨著立法的加強，針對制假售假的懲罰性規定加碼，他們追逐的是“退一賠三”“退一賠十”，甚至更高的利益。

有人說，這是市場監管的“隱蔽戰線”。有人發家致富，有人喋血街頭，有人進化成打假的“狼”，有人把自己帶進灰黑的“夢魘”……職業打假人王海或許只是個傳說，這20多年的民間打假之路，“知假買假是為掙錢不是消費”等論調，依然幻化出一頂頂道德黑鍋，無情向職業打假行為身上砸去。

這些年，有關知假買假，在立法等層面，似乎也有點左右猶疑的意味：一方面，2013年12月9日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明確：“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等于直接肯定了知假買假行為。另一方面，2015版的新消法和新食安法，對懲罰性賠償增加了“經營者明知”的限制，這實際上又給打假套上了前置條件。在今年安徽省兩會上，甚至有省人大代表認為“職業打假已經成了少數人通過知假買假牟取暴利的手段，偏離了初衷”。職業打假在頂層設計中的路，并不是越走越寬。

那么，打假能不能職業化？這就像提問禁毒能不能交給“西城大媽”一樣，本質上是個偽問題。打假，只要是依法而為，因此得利那就是合法的收益。就像舉報明星吸毒而獲得獎金，不領是你的情分，領取是你的權益，旁人有什么可以置喙的呢？從實踐來看，2016年1月以來，阿里巴巴集團已經額外新增200個員工組成“打假特戰營”，并面向全社會發布“英雄召集令”，擴充打假隊伍。于此而言，打假是公司化、職業化的。那么，同樣是有償，同樣是打假，難道莊家打假就是大道公益，散戶打假就是自私自利？

當然，在打假這回事上，難免有人會鋌而走險。不過這也沒什么好擔心的，敲詐勒索早就入刑了，財大氣粗的經營者，在民間打假面前，沒那么嬌氣。倒是司法地方化之弊，常在職業打假上設置諸多玻璃天花板，維權比治假更為不易。

更應看到的是職業打假者背后的問題。為何有諸多假貨橫行，甚至能夠催生年入頗豐的職業打假人？

這至少說明，假貨泛濫現象頗為嚴重。2015年初，國家工商總局網絡監管司曾發布2014年下半年網絡交易商品定向監測結果，網絡正品率為58.7%。商品從生產到上市需要經歷眾多的監管環節。這么多的監管部門為何還是沒有管住假貨橫行？

職業打假群體越來越龐大，收入越來越豐厚，售假商家們依然不為所動，可見，職業打假人對他們造成的損失和威脅不值一提，哪怕是經歷舉報，售假商家往往是賠款了事，并未受到更嚴厲的處罰。這，才更值得人們去憂慮。（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