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罰了之”不足以推廣垃圾分類

2015年12月，杭州等城市開始推行嚴格垃圾分類管理措施，近日有媒體報道，垃圾分類在執行中遭遇尷尬。查閱時間表會發現，早在15年前我國即試行垃圾分類，垃圾分類早不是新鮮事物，我們確實有尷尬的理由。

垃圾分類，除去環境保護方面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還被視為衡量一個國家國民素質高低的標準，或許這才是大多數人在面對15年“馬拉松”般的試行之后心有不甘的原因。垃圾分類推行不力，有許多原因，其中，認為懲罰措施未落實、懲罰力度不夠的意見在逐漸抬頭。如果嚴罰能保證垃圾分類這一惠及千秋的事業順利推行，自然極好，但結合15年的試行經驗，結合國外較為成功的實例，這種“一罰了之”的思路便顯得相當可疑。

垃圾分類是一項系統工程，它不僅要考慮扔垃圾的普通居民，還要兼顧回收垃圾的回收者。“一罰了之”的做法，將重心過分傾斜到前者身上。試行規劃中，政府在社區垃圾箱及專用塑料袋等方面的投入不遺余力，可惜，單純增加硬件設施，并不能改變居民日常處理垃圾的習慣。部分地區將核查和罰款的權力交托給居委會，同樣不能解決問題。這種情況下，居民還是單純的垃圾生產者，他們不能理解回收垃圾是政府為他們提供的一項服務，管理人員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社區，面對普遍存在的怠惰和應付，抱著“何必為難彼此”的心態，變相地將罰款轉變為物業管理費用的一部分是很正常的。罰款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相應地，精簡社區的垃圾箱數量，建立集中的定點回收中心，實行定時上門回收等制度，讓垃圾回收成為政府提供的一項具體服務，而不是理所當然的義務，那么，接下來再提出具體的要求就合適多了。

垃圾分類的片區化試點，照顧了不同地區的生活習慣和發展水平，不過，隨著試點區域的擴大，問題也隨之出現，最主要的問題是在不同地區制定不同的垃圾分類標準。標準不統一有現實的經濟根源，各地區對垃圾回收再利用的能力存在差異。垃圾分類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變廢為寶”能力的直接反應。以礦泉水瓶為例，水瓶的瓶蓋、瓶身和包裝紙分別由不同種類的塑料制成，在一個不能區別性地再處理這些材料的城市，只能以籠統的單一方式回收，其所指定的分類指標必然相應簡單、粗糙。各類規劃習慣單方面強調政府投入，極少意識到能從垃圾回收中回收多少價值，在這些行政規劃中，垃圾分類過分孤立于城市產業鏈，成為單向的財政負擔。許多城市在試點一段時間之后即不了了之，正是因為它們的生產力還配不上過分精細的垃圾分類標準。所以，因地制宜的垃圾分類雖在初期有益于推廣和宣傳，代價也很明顯：政府不能充分依靠企業力量減輕自身負擔。

垃圾分類不僅是一項系統工程，還是一件“細活”，必須舍得花“慢工”，耐得下性子。15年確實不算短，但對于一項社會化的項目，冠之以“馬拉松”之名還是顯得過分焦急。日本的垃圾分類，其精細和系統都舉世公認，但這也是花了整整30年才取得的成果。日本政府在推廣垃圾分類的漫長過程中，始終保證政策應對問題具備較強的靈活性和調節能力，日本在垃圾分類上取得的成績，是公民與政策相互適應、反復磨合的結果。政策的推行應該容許挫折甚至失敗，而不應在已經發現問題的情況下硬著頭皮一意孤行。

“一罰了之”的方法雖算不得壞主意，卻也稱不上是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