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道德譴責與法律懲戒能扶起“暈倒哥”嗎

昨天，海峽都市報和千里之外的北京青年報，撞了一次“同題新聞”，主人公的名字都叫楊祖映！不要懷疑，真的是同一個人！楊祖映出現在海都報昨日A14版，是永春鵬源街一群街坊關愛、捐助的“餓暈男子”；而在昨日的北青報版，他是輾轉全國多地裝暈以獲得同情和別人捐款的“暈倒哥”……（1月15日《海峽都市報》）

“暈倒哥”輾轉全國多地裝暈，為獲捐助亂編悲慘經歷，利用他人的同情心不勞而獲，這樣的做法已經構成詐騙，無疑是不道德的，同時也觸犯法律，應該追究法律責任。如果數額較低，警方可對其處以治安行政處罰，最高可處十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而如果獲取金額累計3000元以上，則可能構成詐騙罪，面臨刑事處罰，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問題是，如警官和律師所稱，刑事追責面臨調查取證的困難，“因為他昏倒的地方都是不固定的，流動性大，很難找到當時給他錢的人進行取證，而且取證成本也高”。

但即便施以法律的嚴厲制裁，對于一個為了一二百元路費，不惜多次假裝“暈倒”博取同情的流浪漢和社會底層人士而言，除了會起到一點懲罰、震懾的法律“殺威棒”作用，能否促其悔過自新、改頭換面，則實難樂觀,從而實現不了法律治理體系所預設的教育改造功能。

相比道德譴責與法律懲戒，或許更重要的，是應將“跌落”在社會正常軌道下的“暈倒哥”們扶起來，構建和諧社會。為此尤需努力扶起的，是社會經濟水平、社會教育水平與社會救助機制的不斷提高完善，是有關部門對不勞而獲的“暈倒哥”們必要的思想道德教育與勞動技能培訓，是“暈倒哥”們自身道德恥感的覺醒與喚起。而這些，絕非旦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