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急救門：為什么都“不肯多做一點”

昨天，媒體和公眾繼續關注“南航急救門”，相關報道和評論都集中到同一個問題上：航班和地面救護各自應該承擔什么責任？為什么在關鍵時刻互相推諉，誰也不肯為急病乘客多做一點？

所謂“多做一點”，就是多負一點責任。用責任觀來考量，我們不難發現，這件事情和以往常見的推諉責任現象沒有什么區別，這不是一個偶然、孤立的事件。一些業內人士和專家認為航空公司與地面救護的權責界限需要厘清，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權責界限清楚的地方，相關各方照樣在推諉責任。

以“降落后50分鐘才開艙門”為例，南航先是解釋說塔臺沒有指令，后來說飛機剎車系統故障，不能滑行到停機位，所以不能打開艙門。但空管專家指出：有特殊情況，可以向機場提出要求，機場在協調好其他航班、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未到停機位可以開艙門。但是，要協調航班，涉及到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機場的各個部門，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航空公司或機場愿意為一個普通乘客這樣做嗎？這樣做對他們有好處嗎？不做會有什么壞處嗎？即使是危在旦夕，那也是你危在旦夕，你的死活與我的利益、前程無關。這是不用復雜的思考和推理就能做出選擇的。

在一些部門、行業或單位，什么時候多做一點、并爭取做到最好，什么時候少做或是不做，不是取決于職業倫理，更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行業內部各種形諸文字的“顯規則”，不是掛在墻上或網站上的各種承諾、規則，而是各種各樣的潛規則。“潛規則”是個大概念，它還有許多具體的“細則”，視不同情況而采用。一般來說，誰對我最有利，對誰就最負責，這時，比剎車系統故障嚴重一百倍的困難，都不是問題了；有能力損害我的，同樣要伺候好，要化敵為友，變害為利，到時候為我所用。有了強大的利益同盟，對我既無好處也無威脅的，就可以無視了。“有點理想的記者”張先生就被視為這樣的人。

當一個行業或單位形成這種“責任模式”即有選擇的負責的時候，其內部人都會心照不宣地循其行事。這時候生活會顯露其荒謬的一面：大家都不負責任的時候，不會有人受到懲處，即無須為“不負責任”負責，如果誰出來負責，“多做一點”，他就違逆了不負責任的大多數，他就成了對內部人不負責的人，他要為此付出代價。達到這種水平，潛規則就成為每個內部人的習慣，最終積淀成為一種文化。文化是深入骨髓的東西，改起來很難。所以，南航一面向“有點理想的記者”張先生道歉，一面還在為自己辯解，同時還在跟機場方面互相推諉：到底應該由誰抬病人下飛機？

這個事件讓我們看到潛規則的可怕：它讓人們的精力消耗在最基本、最起碼的生存保障上，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與生命的珍貴。潛規則迫使人為了最基本的生存放棄自尊，放棄精神高貴的可能，蠅營狗茍，鼠目寸光，心靈不能自由呼吸。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看，國民的創造、創新精神被抑制，既不利于參與國際競爭，也有損國家體面。要減少南航事件一類的負面事件，除了完善各種具體規則，根本性的解決，還要改造文化和改造社會結構并重。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有這樣的耐心：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前，南航事件之類的事還會不斷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