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妻案”演變為“殺人案”的多重追問

因認為妻子受脅迫被同村鄰居冀鵬3次強奸，報案后冀鵬卻被先抓后放，此后夫妻進京上訪，回來卻被公安拘留，河北省淶源縣一農民畢志新在找冀鵬要說法時將冀鵬殺死。記者昨天獲悉，畢志新一審被保定中院以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并賠償冀鵬親屬14萬余元。（11月23日《京華時報》）

從“奸妻案”的受害人演變為“殺人案”的兇犯，從而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著實令人唏噓。當然，縱有天大的冤屈，也不能泄憤殺人，否則必受法律懲處，這是毫無疑義的。然而，就這起案件來說，“奸妻案”疑犯的長期逍遙法外、以及該案受害人一家的屢屢無助，無疑成為矛盾激化乃至轉化的重要因子。而其間，卻似有太多的疑點需要追問。

追問之一，“奸妻案”疑犯何以遲遲不收監？從去年8月30日受害人報案，次日被刑拘，但次月7日即改為監視居住，直到今年2月5日被殺，再未采取任何強制措施。面對受害人及家屬的質詢，當地公安局給出的答復總是千篇一律：證據不足。然而，該局制作于去年12月22日的《起訴意見書》卻顯示，冀鵬涉嫌強奸一案，“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這就奇了怪了，同一個局，同一個案子，為何表述大相徑庭？換句話說，此案到底是證據確鑿還是證據不足，誰來解開此中迷霧？

追問之二，“奸妻案”疑犯的批捕申請到底是報還是未報？公安局稱上報未批，檢察院稱從未收到。雖然真相尚待定論，但公安局的“破綻”似乎更多：先說上報未批，當記者要看不予批捕的文書時，又改口說是“私下溝通”的。但稍知法律的人都知道，或同意批捕、或不予批捕、或要求補充偵查，檢察院都會出具相應的法律文書。堂堂公安檢察機關，豈有“私下溝通”一說，這不是讓人笑掉大牙嗎？

追問之三，一面放任“奸妻案”嫌犯，一面卻對上訪的受害人“行拘”，這合適嗎？一對農民夫婦，看著嫌犯逍遙自在，冤屈不得伸，不得不到有關部門上訪。即便有失當之處，只要不逾越法律，應屬幫助教育的范疇。動輒拘留10日，無異往其“傷口撒鹽”。而輕率處置的后果，或令他們對“奸妻案”的處置前景更加絕望。

追問之四，當地一審法院不認定畢志新屬于“義憤殺人”，有道理嗎？法院認為，“奸妻案”嫌犯在未經法院審理前即死亡，不能認定有重大過錯，因而畢志新“義憤殺人”的理由不能成立。筆者認為，這個裁決有待商榷：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已經明確冀鵬強奸“足以認定”，而且多達三次，應屬重刑罪，只是因其死亡而法律程序中止而已。顯然，法院如對公安機關的認定有疑問，可以進一步核實，但若僅以未進入法院審理程序即不予認定，顯然有失偏頗。

縱觀整個殺人案的來龍去脈，不難看出，畢志新并非亡命之徒：妻子受辱之后，長達半年時間，他靜候法律伸腰，未有一絲一毫的“動粗”，最后的“搏命”，都是拼命醉酒后而為，可見絕望之至；鑄成大錯的那天深夜，只有“奸妻案”嫌犯的妻女在家，但他并未騷擾，只在門前等待嫌犯本人，足見其并非喪心病狂；即使在法庭上，他也仍然表示，“奸妻案”與嫌犯的家人無關，“將來會像冀鵬一樣，孝順老人，把冀鵬的孩子撫養大”。

當然，無論如何，畢志新都應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畢竟“人命關天”。但“奸妻案”之所以會演變為“殺人案”，有很多值得反思之處：如果當地公安機關能依法辦事，將“奸妻案”嫌犯繩之以法，還會有后來的“殺人案”嗎？何況，他們自相矛盾的“辯駁”，以及“奸妻案”處置過程中的“反常”，也需要一一查清。再聯想到“奸妻案”嫌犯生前常說的一句話，“你愛哪兒告哪兒告，老子有的是人”。這諸如此類的眾多疑點，難道不該給公眾一個真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