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人險”背后的道德商業化

日前，螞蟻金服宣布，支付寶已上線一款“扶老人險”，由華安財險承保，保費3元，保期一年。投保后，如果發生好心扶起老人反而被訛的意外情況，最高可獲得2萬元的法律訴訟費用賠償。據支付寶方面稱，該保險上線3天內已有2.6萬人參與投保。（10月21日《南方都市報》）

關于遇到老人摔倒扶不扶的問題，不同的人給出了不同答案，無論是理論上的道德爭論還是現實中的美德實踐，都無法消除人們的心魔。就在道德處在糾結的拐點的時候，支付寶給這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開出了一份“保單”。它在“我的保障”中新增了一項“扶老人險”，用戶支付3元，一年期間最高可獲得2萬元的法律訴訟費用。借助商業利益來反哺道德滑坡，似乎也給日漸萎靡的負面情緒來了一個正面回應。

必須承認的是，支付寶的這次營銷策略還是較為成功的商業范本，在之前的較長一段時間里，圍繞扶不扶所產生的來回輿論拉扯，大多是停留在單一的道德層面進行正反或者迂回式的辯論，當反復的戲碼屢次上演，也難免產生道德灌水的情況。拋卻道德層面意義不談，產生扶不扶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利益統籌不均造成的，無論是訛人者還是被訛者，都是在涉及利益細分問題上產生價值分歧進而選擇對簿公堂或者其他分類行為。扶人者懼怕擔負巨額費用，摔倒者恐其無人擔負巨額費用，利益博弈成了扶不扶的主要問題和障礙。

如果能通過第三方手段來消除人們對于利益受損的潛在顧慮，用商業倫理來給道德綁架松綁，采取曲線救國的方式來解放人們的雙手禁錮涂改人們的心理陰影，也不失為一種看似可行的商業策略。只是這種帶有明顯商業傾向性的善意引導，能否讓已經寒意逼人的道德回暖，功利性商業賠償走在了社會秩序的前面，而這能否倒逼社會秩序的自我重建和逆襲。而之所以會有人進行這種微薄的投保行為，大多也是寄希望于此能夠找回原本已喪失的道德自信和自我本真，心理預期大于實際操作。而支付寶的這個“扶老人險”能否成功解決扶不扶的問題？

一切道德的終點都是利益，道德的摩擦也就是利益的爭奪，單獨的道德支撐已經無法完整建立起社會信任感，支付寶看準了人們對于道德治理的無序，用商業營銷的方式來給公序良俗一個相應保障和法律支持。用投保行為來穩固人們的心理預期，緊跟新聞熱點，既滿足了商業服務，也賺足了道德附加值。但是，支付寶“扶老人險”的道德商業化改造能否促使正義感的落地？道德在向真實的客觀行為轉變問題上，會不會因為微薄的投保行為而變得商業化？扶人不是因為我的主觀想法，而是因為不會被惡意訛詐。

說到底，“扶老人險”只是支付寶自我營銷的一種方式，保佑了扶老人的利益，卻沒有涉及根本，之所以會有糾紛，還是因為老人倒地后的作為。社會信任的重建在不能依靠道德自糾的前提下，利益鼓勵能否產生鏈式反應？沒有解決老人倒下之后的事宜，醫保體系的不健全導致一些老人熱衷于此，并沒有遭受任何經濟和道德上的排斥，這些問題不解決，即使再多的“扶老人險”訴訟賠償，也不能將倒下的老人扶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