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媽不好惹”，立法前就該想到

10月1日起，《廣州市公園條例》正式實施，明確規定公園歌舞噪音超過限值，將會面臨最高1000元的處罰。然而，記者連日巡訪多個公園發現，公園內噪音超標的情況仍然存在，但公園工作人員最多就只是勸導了事，并沒有真正開罰，有一線工作人員向記者低聲嘀咕：“大媽不好惹”。（10月15日《廣州日報》）

一句“大媽不好惹”，讓我們非常直觀地體會到公園執法的尷尬，其實，其中的執法難度，我們也不難想象。一方面，公園管理者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執法者，只是被行政法規賦予了公園內的執法資格，這決定了其在執法中缺少強制手段；另一方面，大媽們往往成群結隊、人多勢眾，不排除有的大媽還會胡攪蠻纏，管理起來絕非易事。公園管理者定是郁悶至極：面對“神一樣的對手”，卻沒有霹靂手段與執法指引，這讓人怎么管？

曾被寄予期望的“限噪條款”，在實踐中成為一紙具文。法規的虛置，固然有執法軟弱、卸責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法規本身缺乏細化條款與可操作性。有一個正面范例可資對照。2013年，北京市頒布了《北京市公園條例》，根據該條例，11個市屬公園選配執法人員119名，由市政府頒發全市統一的《行政執法證》，執法中統一著裝，佩戴標志識及配備相應裝備，并出示《行政執法證》以及相應的處罰單。事實證明，北京市各大公園對執法責任落實得很好。

可見，類似法規的落實，靠的是有針對性的預設安排，這就包括對執法主體的規范，對執法對象的分析，對執法標準的設定，對執法路徑的明確。粗線條的簡單立法，雖然也讓人看到了解決問題的良好初衷，卻因為精細化程度的低下，導致法規流于形式。現在《廣州市公園條例》連“公園內音量高到多少才算違法”都沒有明確說法，讓公園方拿什么法律依據去執法呢？至多也就是看不下去時，出面勸導一下，但要明確地說，這種勸說行為壓根算不上執法。

立法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需要耗費一定的公共資源，一旦法規被虛置，將造成極壞的負面影響。為避免法規淪為一紙空文，在立法前就應該做好提前量，將現實情況想得更加復雜一些，把規則條款設定得再細致一些。《廣州市公園條例》的天然缺陷，正是今后各方立法行為中需要吸取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