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為何對肇事司機“精神病”鑒定恐慌

案發現場

9月6日,南京市交管局政務微博就“6·20”寶馬案發布最新消息,肇事司機王季進經權威機構鑒定,其在作案時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受害者家屬對此并不認可,或將申請重新鑒定。(9月7日《現代快報》)

釋疑——

寶馬司機“精神病”何以遭質疑

樊大彧

嫌犯王季進此前被以交通肇事罪而非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其最高刑罰為7年有期徒刑，如果相關司法鑒定最終被法院采納，他還可能獲得進一步從輕或減輕處罰。公眾質疑寶馬案的司法鑒定結果，不僅出于“義憤”，也出于對自身安全狀況的擔憂。我國短時間內迅速成為“汽車王國”，然而整個社會與汽車相關的良性文化并未建立起來，道路交通參與者缺乏安全意識，近年來嚴重車禍頻發，交通肇事已成為一大社會公害。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成為一些人減輕乃至不承擔刑責的“免罪金牌”，公眾身邊的交通安全形勢豈不會更加嚴峻兇險？ 》》》閱讀全文

公眾為何恐慌一起“精神障礙”鑒定

王云帆

公眾的恐慌在于，如果憑被鑒定人陳述有被人追殺等妄想，再加上利害關系人的輔證就可以證實存在“精神障礙”，會不會引發更多的嫌疑人群起而效仿？很多網民已在追問：鑒定人員對偽裝的“妄想癥”能否識別？又如何識別？有無相對客觀性的確癥依據？

鑒定人員被稱為“法官之前的法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鑒定人員也會犯錯，甚至也會腐敗。鑒定的權威需要同行的肯定，也需要法庭質證，更需要對大眾的關切給予有效回應。 》》》閱讀全文

擔憂——

精神鑒定能否左右南京車禍案

午光言

南京寶馬肇事案因現場慘烈，備受社會關注。排除醉駕和毒駕的可能后，涉事公安機關公布了對肇事司機精神方面的鑒定意見，輿論再次嘩然，公眾質疑不斷。

盡管案件還只處于偵查階段，因司法鑒定對定罪量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公眾對此尤為關切。畢竟，一旦確認肇事司機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就有可能依據刑法第18條的規定，對其“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對肇事司機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閱讀全文

觀點——

精神鑒定不能與司法裁判劃等號

許輝

鑒定意見只是鑒定人對刑事責任能力作出的建議性判定，并不能與司法裁判劃等號，并不能對法官產生必然的約束力。法官不可能也不應先入為主地信賴精神鑒定的效力，只有經過充分的庭審質證審查，結合被告人的精神病性質、程度以及與犯罪行為發生時的關系等因素，最終決定是否對該鑒定予以采納，以判定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能力。

即使肇事車主的精神障礙鑒定通過庭審質證得到了法庭認可，也并不必然地會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刑法對此規定是“可以”而非“應當”，法庭將結合行為人精神障礙的程度與危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緊密程度來裁量。也就是說，肇事司機以195.2公里/小時的速度闖紅燈這一危害行為，與鑒定出來的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之間，因果關系有多大，關系越大就越有可能會“從輕或減輕”，關系越小就越有可能不會“從輕或減輕”。 》》》閱讀全文

建議——

“急性精神障礙”鑒定如何才能取信于人?

張松超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語境下,“精神障礙”鑒定是否科學準確,除了關乎具體案件的事實真相和定罪量刑,更關系到能否確保“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如果相關司法鑒定結論不能充分取信于人,受害者家屬和社會公眾都對“精神障礙”鑒定結論心存疑慮,基于這一鑒定結論的司法審判,勢必不可能“提高司法公信力”,也不可能讓人們“感受到公平正義”。 》》》閱讀全文

南京寶馬案回應質疑應更有力

傅達林

專業化時代，知識也是一種權力，尤其是當執法需要借助知識權威時，更需要對知識權力本身進行規范、約束和監督。無論是精神病鑒定還是司法過程本身，都是專業知識判斷，都需要遵從公開透明的程序法則，如果一味以專業知識權威自居，拒絕向公眾開放，那么再客觀公正的結論都可能遭遇被質疑的結果。在南京寶馬案中，輿論一路盯住不放，并對鑒定意見提出疑問，無非是擔心暗箱操作，會損害社會公正的底線，蠶食司法正義的基石。

因此，面對質疑，刑事執法不能放棄說理，專業知識判斷亦不能放棄說理。化解公眾對于司法公正的焦慮，增進當事方對司法結果的信任，傳遞司法公正的品格，都需要刑事執法機關在各個環節不斷完善，恪守程序正義，以更加中立、更加透明、更加開放的程序推演，展現執法的無偏私。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