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型基礎上的個性表達

段奕宏、鄧超、郭濤相互給力，又相互支撐，擎起了《烈日灼心》表演的天空。

曹保平電影對表演的要求向來苛刻。《光榮的憤怒》中，他在強情節沖突的基礎上，追求的是“紀錄性”表演。為此，他要求巫剛屏蔽其以往表演中的一切習慣性小動作，一言一行都追求葉光榮這個人物本身的合理性。在《李米的猜想》，他又在表演中強化了動作性，比如鄧超看到王寶強落下的畫冊追趕不得，以頭撞墻，彈回時正好狼狽地撞上賣菜的推車。換一個導演，可能到撞墻就完了，曹保平卻加了一個推車來強化突發性、混亂性以及人物內心的糾結與狼狽。

在《烈日灼心》中，曹保平更強調用內心戲來生發人物的行為邏輯，比如司機郭濤搏命追飛車賊，并不是如何英雄無畏，而是七年內心折磨他已有死心。協警鄧超的一次次搏命出手也是同理，而這些，都是他們最后“以死謝罪”邏輯網絡的一部分。

《烈日灼心》改編自須一瓜小說《太陽黑子》，故事本身在強情節罪案類型片上有一定優勢，曹保平的改編則有破有立，影像的轉化走得更加高遠。影片在罪案類型片基礎上強化了導演意識，敘事、影像和表演調度都滲透著導演的印記，在類型基礎上將個性表達做到了最大化，這在影像風格趨同的當下，有其可貴的一面。影片在敘事上的幾處反轉也相當精彩，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當然，對于編劇出身且在電影學院文學系任教的導演曹保平而言，我們對他的劇作要求可以更高——影片在敘事視角和線索取舍上均有舉棋不定的地方。開篇的評書視角與后程的帶入性敘述之間，多有違和，房東一線的精心設計，在剪輯最后也成了一個吊詭的存在。上海電影節把金爵獎最佳導演給了曹保平，而最佳影片旁落，想必也有個中緣由。

大多數人把《烈日灼心》歸位為一部以救贖為主題的電影，這顯然粗糙了，個人以為，《烈日灼心》其實是一部以“救贖的不可救贖”為立意的電影。當然，這種概括也只是我們一廂情愿的認知，在導演曹保平敘事中，更多地是在揣摩人性的復雜面。三位原罪青年，他們在青春年少時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然后在余生的七年中備受煎熬，他們后來的善舉以及糾結的種種，豈是一個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的概念可以概括。他們最后的選擇，與其說給尾巴一個更加干凈的人生，不如說他們自私地選擇結束自己的煎熬，只不過順帶著給尾巴留下了那點聊以自慰的人生“福利”。沒錯，這的確是一部關于救贖的電影，但它的落點卻是“救贖的不可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