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院長審批”助司法去行政化

今年3月，廣州中院出臺相關文件，正式在兩級法院全面推進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工作。逐步取消案件審批制的同時，還采取配套措施來確保合議庭這一審判組織能獨立、公正、高效行使審判權。與之相對應的是，廣州法院的院長、庭長們審批案件的權限則被大幅縮減，原則上他們不再審批合議庭法官辦理的案件結果。

事實上，正在多地試水的司法改革，將以去行政化作為重點，通過司法機關人事管理改革和健全法檢權力運行機制等措施，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辦案權。特別是，對司法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建立法檢“員額制”，確保司法人員主要集中在辦案一線，高素質人才能夠充實到辦案一線，甚至院長、檢察長也要親自辦案。如此語境下，廣州規定“法院院長庭長原則上不再審批案件”，可以說邁出了司法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不可否認，過去我國司法有一定的行政化色彩，辦案權與行政管理權混同，由此形成了對案件的裁定意見實行“領導把關、層層審批”，辦案人員不能真正成為案件的決定者，反而是行政權主導著案件的起訴和審判。比如，在司法機關內部，檢察長、院長不管辦案、只管結案，權力大于法律。這種“辦者不訴，訴者不辦”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模式，既不能保證案件質量，又違背了程序正義，甚至可能造成冤假錯案。

此外，司法地方化，是造成司法行政化、影響司法公正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司法機關本來應是公正客觀辦理案件的，但在司法地方化的背景下，司法機關往往成為地方政府手中的工具，不僅人事任免受其掌控，而且司法機關難以獨立辦案、更難做出公正的裁決。比如，2014年11月，安徽退休檢察官孟憲君，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舉報自己“辦錯案”，是因為“有關領導”干預，盡管他沒有指名道姓指出干預辦案的“有關領導”是誰。

推進司法改革，既要去行政化，更要去地方化。今年3月30日，中辦、國辦正式下發《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從記錄、通報、追責三個環節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的行為進行約束。規定提出，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可以給予紀律處分，構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刑責。可見，約束和懲戒領導干部干預司法行為，輕則“摘官帽”，重則“蹲監獄”，將權力關進了制度“籠子”，對領導干部具有一定的震懾作用，將成為司法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