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即貪”的情緒化表達需要冷卻

最近，中紀委書記王歧山有一句話被熱議：“讓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重處分的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成為極少數”。與此同時，有人對官場的頑疾“不作為”表現出相當的焦慮和急躁，推論出“不為即貪”。這種情緒化表達，明顯有悖于當前強力懲腐之后，未來正太分布的預期。

目前定義“不作為”，大體上是工作不積極、不主動，該做的不做，該管的不管，少有建樹，幾近擺設，為黨的使命和紀律所不容。而貪腐主要是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驕奢淫逸，直接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在進步的對立面，為國法所不容。

顯然，“不作為”不等于“貪腐”，任要把它升格，這很難容易讓人想到是一種無限上綱。既然是“貪腐”，那就要動用國家的“家法”。這就像我們用法律為某種道德頂腰一樣，效果往往會事倍功半。事實上，把“不作為”當“貪腐”侍候，在現實中并不可取。

即使是“不作為”和“貪腐”造成同樣的損失，或“大官不為”的危害大于“小官不潔”，也不能將二者劃等號。因為二者的動機和造成后果的路徑是不同的，若要追責也應各依其規。“不作為”本身具有輕重之分，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敢擔當、不想付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恐怕是“不作為”的主要特征，也不能否認某些干部“不作為”，是因為面臨過于復雜的環境、缺乏領導和組織的有力支持、某些工作一時面臨法律和政策瓶頸、解決問題受制于歷史包袱、有的干部曾經受到過不公正對待，等等。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歸結為“貪腐”，更是沒有道理的。

最近，中紀委在反腐倡廉中提出讓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是對黨的紀檢工作的清醒定位，其中“把黨紀和國法分開”，對于我們如何認識和處理“不作為”具有相同的指導意義。對絕大多數“不作為”，還是應該用組織調整和黨紀輕處分進行追責。用目前的一句行話說，那就是經常“扯扯袖子”。如果“不作為”導致犯罪，法律制裁也應不仁不讓。“不作為”之所以很難根治，除了干部本身的問題，過去存在著組織要求失之于寬，現在提出“不為即貪”，極有可能孕育簡單從事和擴大化的傾向，最終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說“不作為”不等于“貪腐”，并不否定它對事業對干部本人的危害性。前者會誤國誤民，后者是禍國殃民。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懶政怠政是腐敗的同盟軍和后備隊。二者只是一步之遙。關鍵崗位的“不作為”更是不可小視。那個組織上不提拔就貪腐過億的縣委書記就是例證。盡管如此，還是要堅持依法治國，依紀治官，真正對干部嚴格要求，既不將就，也不苛責；既不允許以“政績”抵銷貪腐之過，也要防止以“不作為”掩護貪腐坐實。

治理“不作為”，不妨轉換思路，變“不為即貪”的大加撻伐，為對癥下藥的分類化解。要從調試思想“總開頭”入手，將考核制度和平時執紀落細落小落實。不要大炮打蚊子，也不要鳥槍打飛機。要多從激勵機制和為干部排憂解難上找出路，給有為敢干的干部多一點成長的空間。如考察效果兼顧動機，評價決策寬容“試錯”。鼓勵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擴大積極面，弘揚正能量，從根本上改善官場政治生態，反腐大局的正太分布也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