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革命”的必要和可能

出路：一場現代的“文體革命”

當下純文學小說存在的嚴重缺陷是，兩頭都不靠，既不能像類型小說那樣吸引大量普通讀者，又不能純粹到以高品質獲得年輕知識分子或人文愛好者的青睞。純文學作家們以陳舊的筆法，寫著看似現代性的小說，而距離真正的“現代性”他們還很遙遠。上世紀80年代末出現的先鋒小說，學習卡夫卡、馬爾克斯等西方現代派小說大師的表現技法，若是能將先鋒意識融化到本土文化和生活經驗的血液中去，說不定今天會出現中國式的現代派小說大家。遺憾的是，這樣一種先鋒意識和精神，未及扎根就因水土不服而迅速地萎縮了，剩下一些皮毛似的“變形”“魔幻”，還在被今天的小說家當作時髦的道具經常運用。

在我看來，純文學一路的當代長篇小說要想與類型小說、影視作品抗衡，爭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迫切需要擺脫當前這種兩頭不靠的狀態，需要通過一場現代的“文體革命”重樹自身的精神高度，重獲蓬勃生機。至于如何“現代”，如何“革命”，見仁見智，我沒有能力開出作家、專家、讀者都一致認同的藥方，但在思考這一問題時，我幾乎同時想到了卡夫卡和中國古代詩學中的某些理念。

卡夫卡的《變形記》或許是最早意識到西方工業化給人性帶來異變的現代派小說。這部篇幅不長的小說，其思想含量和信息量之豐富，被無數學者、作家從不同角度不斷地闡釋，以至于研究《變形記》的文章，要超過小說字數的成千上萬倍。法國哲學家加繆說：“《變形記》實則是一部明察秋毫的倫理學的驚人畫卷，但它也是人在發覺自己一下子變成動物時所經驗的那種駭異感的產物。這種基本的雙重意義就是卡夫卡的秘密所在。自然性與非常性之間、個性與普遍性之間、悲劇性與日常性之間、荒誕性與邏輯性之間的這種持續不斷的抵消作用，貫穿著他的全部作品，并賦予它反響與意義。”葉廷芳在論述西方文學的趨勢性特征時，第一條就明示：“哲學與文學緊密交融，甚至‘聯姻’。”“偉大的文學家也是偉大的哲學家”幾乎成為西方小說大師的共識。

我們再來看中國古代詩學中的某些重要理念。它們并不因為年代久遠而失去現代性的意義。文學的精神，有些從古到今是一脈相承的。清代詩學家葉燮在《原詩》中認為，“詩人之本”有四——“才”“膽”“識”“力”，“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萎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在這四個字中，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識”，“識”就是作家把握生活的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而這也是中國當代小說最缺乏的。如果說傳統章回小說的內在驅動力是故事情節的因果邏輯鏈，那么現代小說的內在驅動力則是對生活的感悟和思想穿透力。如果一部小說，既無類似《水滸傳》《三國演義》那樣的故事情節的內在邏輯鏈，又無類似卡夫卡《變形記》這樣的思想穿透力，而是在小說中堆積大量瑣碎的生活細節，隨心所欲地讓人物忽上忽下，在表層感覺描述上繁復得令人窒息，這樣的小說有什么意義呢？瑣碎的生活細節和繁復的感覺描述，如果無思想力的支撐，就成了無所依傍的一地雞毛。我們既看不到好的故事，又感受不到表象的言外之意，這樣的小說既非傳統也非現代，被讀者拋棄是必然的。

我理想中的現代小說，應該是既充滿生活的質感，同時又具有作家獨特的思想發現，讓人反復咀嚼、回味不盡的“新啟蒙小說”。它應該不拒絕吸收一切可以用來表達思想的小說技法。它的文字應該既簡練又含蓄。一切與思想無關的風花雪月、柴米油鹽盡可刪去。它不是對流行口號的概念化圖解，而是來自作家對生活的深刻洞察和思索。有思想力的小說家，再復雜的現實也會成為他顯微鏡下解剖的標本；無思想力的小說家，面對再簡單的現實，也會感到無從言說的乏力。期待有越來越多這樣的文本，再續小說家族在當代中國文學界的尊嚴，讓我們享受到不同于影視劇的文字啟迪心智的厚重思想和雋永魅力。我相信，讀者是公正的，他們不會輕易地把那個本應屬于一個民族精神高地的“一席之地”用推土機野蠻地推平，當然更不會輕易地讓那個寶貴的“一席之地”成為垃圾的堆積場。

（作者為《文學報》原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