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賣兒童判死刑需理性看待

17日，朋友圈突然被廣大網友刷屏：“建議國家改變販賣兒童的法律條款拐賣兒童判死刑！買孩子的判無期 ！”相關話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爭議，大量網民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臺表態支持一律死刑，法學界、社會學界則多從專業角度提出反對意見。事實上，拐賣婦女兒童情節嚴重的罪犯被判死刑，在我國不是沒有先例；至于“是否該一律判死刑”，則成為爭論的焦點所在。（6月18日，新華社）

人們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容易受到感性因素的過度影響，網友對拐賣兒童的危害了解至深，對拐賣兒童者深惡痛絕，因而就認為，通過對于拐賣兒童則判處極刑，就可以有效減少拐賣兒童者的數量，來保護兒童的健康成長。但是，法律是社會的準繩，法不容情，如果法律過分被民意或感性所裹挾，對于社會穩定甚至會產生負面影響。

其一，任何刑罰都必須遵循“刑罰對等”的基本原則。并不是每位拐賣兒童者，所犯下的罪責都適用死刑。對于某一個拐賣兒童的具體犯罪主體來講，他的犯罪行為都具有個體差異性，如果不加調查、不假思索，無視情節輕重而一律適用“死刑”，那么這樣的刑罰不免有過度簡單化之嫌，可能會提高拐賣者做出對社會最壞、對自身最好行為的選擇概率。

其二，限制并縮減少死刑范圍是法律的發展趨勢。生命是人最重要的財富，死刑作為最嚴厲的一項刑罰，只有對犯了極嚴重的、不可饒恕的人才可施行。從世界范圍看，逐步減少并廢除死刑是人類法治進步的趨勢，那種單純期望“懲惡需用重典”的時代已是過去。伴隨人類文明程度提升，目前全球已有77個國家和地區在法律上明確廢除了所有罪行的死刑，剩余82個保留死刑的國家，多數也從范圍、程序和對象等多方面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

其三，法律的目的在于懲罰犯罪者也在于拯救犯罪者。對犯罪者適用刑法，一方面是將其與社會隔離而阻擋其違法犯罪行為的繼續發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通過勞動、教育等方式途徑來教育感化犯罪者，以讓他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重歸社會。如果對于拐賣兒童者一律適用死刑，則是剝奪了他們悔改的機會。

除此而外，我們不可忽視一點，就是犯罪行為除了有主害之外，還對于社會有次害，即父母擔心自己孩子被拐賣的擔憂。從這一點上來看，家長因自己孩子有被拐賣的風險，而增加對于照看孩子的小心程度，也有助于減少拐賣兒童行為的發生。因此，社會對于拐賣兒童判死刑的輿論雖然喧囂甚上，但是作為立法者的角度來看，更應當理性看待對于拐賣兒童著的處理問題。單純指望“一刀切”的嚴刑峻法來打擊拐賣兒童者，實無必要，施行中也是弊大于利，因此還需立法者審慎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