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閱讀時，我們在談什么？

隨著全民閱讀日的到來，第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公布。2014年我國成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的閱讀量為4.56本，與2013年的4.77本相比，減少了0.21本；成年國民人均閱讀電子書3.22本，較2013年的2.48本增加了0.74本。

單看數據的縱向對比，一減一增，可以說毫不意外。網絡在線閱讀、手機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Pad閱讀等已趨常態，尤其隨著網絡的不斷發達、移動終端的進一步普及，數字化閱讀方式必然會撼動傳統閱讀方式的先天地位。如果和其他國家作個橫向比較，我們國家的“閱讀危機”似乎就凸顯出來了。據說在世界上，平均每年每人讀書最多的民族是猶太人，64本；平均每年每人讀書最多的國家是前蘇聯，55本；美國的全民閱讀計劃正在進行，平均每年每人讀書50本；日本40本，法國20本，韓國11本。

這種純數字的比較到底有多大意義？因為數量的比較，只能代表多少，不能說明高低。但我比較關心，這些國家的國民通常都閱讀哪種書，閱讀質量又如何。如果做這樣一個調查，或許還能刺激一下這種量的對比產生的神經疲勞感。

十九世紀初年流行這樣一句話：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可見，談論《紅樓夢》在當時還是相當“摩登”的。二十世紀初，國學大師王國維提出了讀書的三種境界，說的是做學問之路很漫長，要肯下功夫，才能有所獲。此二者一說讀什么書，二說怎么讀書，但未曾聽說過：“先生，您去年一年讀了多少本書？”再者，這些都是讀書人談論的事，社會階層不同，職業身份不同，必然也有差異。

要是你和農民工兄弟談讀書，他們或許會說：“我們那時候生活條件差，吃都吃不飽，誰還提讀書。要是我當年能讀幾年書，現在……”現狀是：他們擔心的是哪里可以找一個賺錢的活兒，老板會不會拖欠工資……談讀書，談讀多少本書，換不來他們的生存。但是，他們也在閱讀，他們和這個社會無時無刻地相互閱讀著。

要是你和衡水二中的學生談讀書，或許他們會說：“我們就生活在題山書海里，氣都喘不過來，誰還想讀書？要是不用參加高考，要是改變命運的不止這座獨木橋，我們也想撕破教室外面圍欄和橫幅交織成的網，去外面看看……”現實卻截然相反，就怕他們在這座監獄里被機器化，連“世界那么大”都不知道，連“我想去看看”的底氣都被榨干了。

如果可以和方方老師談讀書，真想請她告訴我怎樣選讀作品，哪些作者的書值得一讀？沖著作協主席這份“打假”的勇氣，也應該問這么嚴肅而關鍵的問題。要知道，若不是方方老師這兩年發檄文的質疑聲，誰還會透過“T詩人”和“L詩人”關注到文人圈里的內幕和是非。同時，也警醒我們在選擇一個作家的作品時需要慎重。

如果你在大街上、地鐵里、公交上、會議室、課堂上……看到一大片人向手里的屏幕低下了頭，不要責怪他們，他們也在閱讀。當你在市面上、書店里看到各種名人自傳、雞湯學、成功學時，不要驚詫于人人都可以成為作家，而且收入頗豐。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特點，說不清也道不明。每個人都行色匆匆，有人忙著柴米油鹽，有人忙著追名逐利，有人忙著低頭，有人急著寫書，有人苦于讀書……當然，也有人忙著和你談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