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農村被過度抽取的現實

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這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12年聚焦“三農”。形式上高度重視，內容上此次吹響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號角，給人以新希望。

近十余年來我國的“三農”政策，一向被視為“城市回饋農村”。很多人覺得，現在國家在施惠于農民，具體“惠農”之政，包括2006年取消農業稅、種糧給補貼、推行新“農合”等。而城市反哺農村的理由，是在中國長期的工業化進程中，農村承受了資本積累之重。反哺農村，是城市知恩圖報。

今天的城市反哺農村，首先要擺脫道德幻覺。國家免除了農業稅、補貼種糧戶、補貼鄉村公路建設，或許所費不貲，但有筆賬要算清楚：農村和農民給了城市多少，而城市現在又反哺了農村、農業和農民多少。

現在人們經常說的“城市反哺農村”，是指歷史上城市從農村汲取公糧、工業原料，對農民欠下歷史的巨債，現在城市有意向農村和農民償還舊債。如果抽象地講，似乎是如此；但如果進行量化評估，真相就會變得復雜起來。

歷史欠賬這里姑且不談，現在城市是否真的在反哺農村，必須用事實和數字說話。當前我國每年對農村轉移支付1萬億元規模，聽起來城市對農村的回報可謂豐厚。但還是算一筆賬：去年全國農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是8896 元，鑒于我國家庭戶均3.02人，假設其中2人為勞動力，則農村每個勞動力年收入為13344元，月收入1112元。但目前即便在湖北農村，門檻最低的小工活，每人每天工錢約150元，就算每月只工作20天，月收入即可達3000元。

換句話說，如果對農業勞動力進行成本核算，中國農民從事農業的收入就是負數。國家需要農民生產糧食以及其他農產品、工業原料，但對農民來說這是一樁虧本買賣。雖然政府免除了農業稅，給予農民多種補貼，但農民種田仍處于虧本的困境中。

所謂“城市反哺農村”，嚴格說，農民未蒙其利。2014年，我國生產糧食6億多噸、棉花616.1萬噸，它支撐了中國的糧食安全，穩定了相關工業原料價格，但中國農民實際上巨虧。其實，中國城市不僅沒有反哺農村，而且繼續汲取農業勞動成果，從農民的辛勤勞動中汲取工業化所需資本。

弄清楚城市與農村關系的事實真相，有助于我們反思“城市反哺農村”的目標、方式、標準和制度安排。具體應當怎么辦，是政府應當認真研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正因為種田不劃算，中國農民已經放棄了精耕細作的傳統，而改采“懶漢農業”方式，不鋤草、不施農家肥、不抗旱，使農業低效問題雪上加霜。

這當然不能歸咎于農民，“懶漢農業”本身就是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其根源是農村和農業制度安排，它呼喚國家對農業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變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國家作出的一個回應，但還不夠。世界各國政府都在補貼農業，如何讓農村感受到反哺，實際上需要中國政府的更大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