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院士評審回歸學術

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在1月1日啟動，這是自2014年6月兩院院士大會修訂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選。兩院為規范院士增選工作，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選實施辦法或細則，新的辦法或細則提出多個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規。據悉，年輕化、取消部門遴選、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等規定，是此次增選的變化亮點。

去行政化去利益化是必須啃的硬骨頭

冰啟

限制處級以上干部參加院士增選，這是向近年來院士遴選中的行政化傾向開刀，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眾所周知，在過去每年院士增選消息發布后，輿論都會針對當選者中相當比例有官員身份、行政職務發表感慨，稱“院士”變為了“院仕”，作為最高學術榮譽的院士頭銜，也被行政權力“通吃”。但是，新規能否讓院士評審擺脫行政權力、利益因素的干擾、侵蝕，還有待觀察。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兩院都提出“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原則上不作為院士候選人”，但其中的“原則上”，給新規的操作留下彈性空間。按照規定，還是有處級以上的領導干部，是可以作為院士候選人的。那么，誰來確定哪些處級以上的干部可以作為候選人，就可能制造新的權力尋租空間，有的處級以上干部，會為爭取成為院士候選人，打通有關關節。

從目前的規定看，新規限制的可能只是公務員序列，即黨政機關的處級以上干部。中國工程院增選辦法就明確規定“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黨政機關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原則上不作為候選人（軍隊系統參照執行）”，而對高校、科研院所、醫院等機構中的處級以上干部卻沒有限制，但我國高校、科研院所、醫院，實際上也存在行政級別。也就是說，今后在政府部門擔任領導職務者，在參加院士評審時，會受“身份”影響，假如嚴格執行的話，像鐵道部張曙光參加院士評審的事，今后將不會再發生。而高校、科研院所中有副部級、正廳級等級別的領導，還可能繼續參加院士評審，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些機構不屬于黨政機關，而是事業單位。如此一來，以前飽受質疑的有校長、副校長職務者當選院士者眾的現象，將會繼續存在。更嚴重的問題在于，按照目前的高校校領導任命制度，一些在政府部門擔任職務的官員，很可能通過轉崗到高校，把自己從公務員序列變為事業編制序列，級別一樣甚至還進一步提高，可卻擁有了參評的機會。

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進一步嚴格規定，同時推進高校和科研機構去行政化改革。對于黨政機關的處級以上干部，嚴格“一刀切”限制參加院士評審，另外，切實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取消高校、科研機構等事業單位的行政級別，建立新的高校校長選拔機制。

我國院士評審中存在“跑要”、公關等不良風氣，以及當選院士之后，院士四處兼職，一直處在學術權力最高端的問題。新規改變推薦辦法，提出年齡限制，建立退出機制等，都希望能治理這些問題。但就是所有新規都嚴格落地，院士評審恐怕還是難以“純潔”，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國的院士頭銜背后，有著諸多現實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學術利益。當選院士，不但本人可以獲得相應的待遇，擁有高人一等的學術特權，還是所在單位的榮譽，也會為單位帶來現實的學術利益。只有讓院士頭銜回歸學術榮譽，取消與頭銜相對應的所有利益，尤其是院士的學術特權，才能讓院士評審回歸學術，而不是被各種行政、利益因素糾纏。

如果當選院士，僅僅是一種學術榮譽，所有院士在參加學術活動時，仍舊與其他學者一起平等競爭，沒有任何特權，那么，什么年齡當選院士，以及院士是否退休，都不是問題。現在當選年齡和退休成為問題，是因為當選院士者，擁有學術特權。也正是由于院士頭銜背后的利益，近年來，就是院士涉嫌學術不端，要讓其退出也很難，兩院針對院士學術不端的舉報，很少啟動學術調查，做出學術處理，院士所在的高校、科研機構，主動啟動調查者更是鮮有聽聞。

院士評審、管理的去行政化和去利益化，是我國院士評審制度改革，必須啃下的兩塊硬骨頭。這要納入我國教育管理體制和科研管理體制改革中，進行系統推進，而不只是在現有的評審制度基礎上，進行簡單的修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