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精神損害賠償成為捍衛權益的利器

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近日對呼格吉勒圖案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支付李三仁、尚愛云國家賠償金近206萬元，其中精神損害撫慰金100萬元。

內蒙古高院表示，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是綜合考量本案的具體情況確定的。精神損害撫慰金超過死亡賠償金和限制人身自由賠償金總額的35%，是綜合考慮到此案的特殊性，綜合考慮國家賠償所蘊含的救濟損害和撫慰創傷的功能，按照符合法律規定精神、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予以協商和決定的。

所謂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指由于加害人因其侵權行為侵害了他人的精神利益而應承擔的賠償責任。權利主體因其人身權利或其他權利受到不法侵害，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喪失，因此可以訴求精神損害賠償以進行救濟和撫慰。當然，精神損害賠償不等同于財產損害賠償中以等量的價值填補等量的損失，因為精神損害是難以用金錢進行精確計算的。精神賠償不是單純的財產補償，而是對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給予的物質撫慰和對精神利益減損的補償。精神損害賠償既是對受害人精神權益的民事權利救濟，同時也對侵權人彰顯了一定的經濟懲罰性，以示制裁和訓誡。因此，精神損害賠償兼容了撫慰性、補償性和懲罰性，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公民的精神權益，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在現代法治社會，精神損害賠償已經成為對人身權特別是精神權益受到損害的一項重要司法救濟途徑。

頗為遺憾的是，精神損害賠償在我國法律中長期處于立法空白、司法操作難度重重的尷尬境地。在侵權責任法和國家賠償法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之后，2012年安徽省周炳然和廣東省黃立怡分別蒙冤入獄6年和1 1年，分別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5萬元和16萬元；2013年，浙江張氏叔侄張輝、張高平蒙冤入獄10年，分別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45萬元。

不過，國家賠償法只能對精神損害賠償作出原則性的立法，精神損害賠償怎么認定，什么情況下構成精神損害賠償，以及精神損害賠償究竟賠多少，依然是司法實踐的難題。另外，并不是任何情況都可以給予精神損害賠償的，輕微的精神損害原則上不能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否則動輒打精神損害賠償官司，法院會不堪重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也過高。

對于構成精神損害的“嚴重精神損害”中的“嚴重”的程度該如何認定，的確需要最高法院通過權威的司法解釋或案例指導進一步具體明確。最高法院2014年7月出臺的相關意見規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具體金額，原則上不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這一上限設定是否合理和科學依然有待商榷。建議有關部門在適用司法解釋一段時間后，廣泛征求公眾和專家的意見，進行科學的評估，酌情作出調整。精神損害賠償固然不能漫天要價，但是過低的標準也不利于彌補當事人蒙受的精神傷害和倒逼執法機關嚴格執法、司法機關公正司法。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法治時代，我們所處的社會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法治社會，我們建設的國家是法治中國。精神損害賠償是衡量法治程度和人權保障的一個重要指標，期待精神損害賠償從法律文本走向法庭、走向生活，成為公民捍衛自身合法權益的又一有力武器。（福建日報）

（作者系司法部《中國司法》雜志總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