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明白冤案追責難在哪兒

據新華社報道，呼格吉勒圖案專案組組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馮志明，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檢察機關帶走，接受調查。1996年，呼格吉勒圖錯案發生時，馮志明擔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專案組組長。據悉，呼格案當年辦案的公檢法相關人員已全部被啟動調查。盤點近年10起曾引起關注的冤案，趙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蕭山5青年搶劫殺人案等3起冤案已經進行追責，安徽于英生冤案已啟動追責程序，暫無下文；其他案件均未明確啟動追責程序。

呼格案之所以這么被關注，一個現實背景就是記者梳理的“冤案追責情況并不樂觀”。從概率上說，10起已經引起關注的冤案，只有3到4起被追責，這顯然不夠，也不能滿足公眾的期待。在人們的期待中，真正的冤案當然需要全部追責，如此才能建立起對于司法的真正信心。正是因為這個背景的存在，呼格案的追責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了標本價值。它既在展示具體追責的過程與程序，也在展現司法機關知難而上的決心與勇氣。如果呼格案的追責做到了公平正義，那么其他案件的追責就有了可以參考的樣本。

在分析冤案追責難時，有人總結出兩個原因。一是，客觀原因。因為冤案發生的時間都比較久，對于當時情況的記錄與回憶難免有些模糊，甚至一些證據本身也存在缺失現象，現在再去追責，無疑面臨較大難度。這種難度是還原事實的難度。二是，主觀原因。既然是冤案，就意味著有人曾經做過錯誤決定，至于這決定是有心還是無意有待深入調查。但無論是什么原因，錯誤決定意味著承擔責任，所以在面對追責調查時，當事人的心理一定非常復雜，他們可能不夠配合。這也給冤案追責增加了難度。這種自我保護的心理，會讓真相更難打撈。

還有人會把原因歸結為辦案條件或歷史背景。是因為辦案條件有限，或者歷史背景局限，導致了一個偶然個案發生。這種解釋似乎把責任推給了時間——在那個特定時間點發生的事情，就不用具體的人來負責了吧？如此解釋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盡管，我們非常希望當時的辦案人員就有辦案的底線與先進的理念；但確實，很多觀點是在逐步發展進化的，就像疑罪從無的觀念，即使到現在，很多人在看到犯罪嫌疑人因為證據不足而釋放時，還是不太能完全接受。所以，有時確實要回到當時的情境與當時的觀念中，這也是一種對事實的尊重。沒有這種尊重，就可能陷入一種情緒化的追責當中。

當然，列出這么多冤案追責難的原因，并不是說冤案就不需要追責了。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而是想說，應該發現追責的難點，在以后的制度建設中，通過制度來消除這些難點，這樣才能真正避免重蹈覆轍。比如，面對材料模糊的問題，就必須完善辦案的程序，保證每一案件的每一個細節即便是在時過境遷后，也可以清晰呈現。

之所以要弄明白個案的追責難，既是要在個案層面上對癥下藥，也是要在整體層面上做好制度防范。雖然，有些個案的追責確實存在難度，確實不能像輿論所期待的那樣快速推動；但是，一個必須作出的保證是，類似的個案是不會再發生的，制度對這樣的個案已經作出了充分防范。如果，冤案已經發生，追責難點還是模糊，那么制度是否做好準備，人們并沒有足夠信心。這就是剖析冤案追責難的關鍵所在、意義所在。

李劭強（江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