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購“假藥”法律之究拷問審批制度

12年前，陸勇確診患上慢粒白血病，食用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格列衛，一個月一盒23500元。但藥價實在太貴，2004年，陸勇意外知道印度仿制格列衛一盒4000元，現每盒200元，于是自己買來吃，一頭幫病友提供幫助，一頭還幫著印度企業打理在華藥款賬戶。但因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近日，陸勇被捕。（12月18日《南方周末》）

從技術上講，癌癥患者一般面臨著兩種選擇，要么服進口藥或靶向藥物，要么進行常規化療。前者可以有效延緩病情發展，對身體損傷較輕，而且比如白血病患者必須服用格列衛等兩種靶向藥，是很多人唯一的選擇，但是它的價格昂貴且沒有納入醫保報銷范圍，個人幾乎無法承受；后者雖然納入了醫保報銷范圍，個人只是承擔部分費用，但對身體的損害很大，一般人根本無力承受。也正是基于此，盡管網羅國外仿制藥有假藥風險，甚至是一種違法犯罪的行為，但很多人依然鋌而走險。

因為對于重癥患者來說，即便其違了法犯了罪，進行強制性執行也多了難度。在這種情況下，與其不遺余力去強調法律的剛性與權威，頻繁實施查處、打擊假藥制售，禁止海外代購抗癌藥行為，不如改革藥檢藥監制度，從現實的需要出發，給“救命需求”一條通道。

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格列衛和印度仿制藥，價格差異如此大，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誘惑，也應當成為公共政策和行政監管的考慮范疇。在印度生產的合格仿制藥，只是因為沒有被審批就成了法律意義上的“假藥”，為何不進行審批而放開市場？既然國際市場藥品中有相對廉價、進口藥入市的審批問題出在哪？重要的是，相比于化療的花費和損害而言，為何沒將靶向藥物作為政策選項？種種問題都證明，網購“假藥”犯罪的背后，其實都有難辭其咎的制度原罪，一方面是制度層面的缺失，比如沒有將抗癌和治癌藥納入醫保范疇，另一方面則是公共政策的低效。重普及輕大病，重治療輕預防，重救病輕保健，可以說是既有醫保等公共政策的最大缺陷。

產什么藥由工信部管，賣多少錢由發改委管，藥合不合格由食藥監總局管——“九龍治水”之下，藥品要么降價死，要么則是品種讓人眼花繚亂。“法律到底是意在保護受害者，還是審批權”不僅是經濟學家之問，更是公眾之問。因為“網購假藥”式犯罪，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和民生問題。再嚴格的檢察官，在強調“法律應該懲治犯罪”的法定原則之時，需要面對合理性的問題；同樣，密切聯系民生的食藥監管，若背離了規律和常識，它的法定權力和審批制度只是為造福民生設了更高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