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充值設最低消費是便民還是傷民？

近日，鄭州市民在地鐵站服務中心充值時，被工作人員告知最低須充值50元，且也只能充50元或50元的整倍數。而鄭州地鐵“低消”并不是個例，在廣州、長沙、武漢等多個城市的地鐵站服務中心充值都須50元起。（11月6日新華網）

面對市民對于最低消費下“霸道”的定義，鄭州市地鐵運營公司表示此項規定是“為了減少乘客充值的頻率，節省乘客時間，為更多乘客提供充值服務。”這樣的解釋聽起來很美，似乎是從乘客角度出發，以人為本的措施。但仔細一想，充值額度和充值頻率要是真正便民，為何不讓乘客自己來做主？現在市民大呼此舉“霸道”，難道不是對地鐵方回應的最好辯駁？

一方面，這種形式的“便民”是有死角的。由于生活出行方式、乘坐地鐵的頻率人人有別，上班族們一天幾趟地鐵少不了，但是不少市民日常乘坐量少，假如認為并無必要充值過多，這種想法需要值得地鐵公司尊重。更為尷尬的是，有市民身上帶不夠50元，那充值也許就只能成為一種“觸不可及”。地鐵公司只有在充分考慮到各類乘客的需求，才能稱得上便民又惠民。

另一方面，與餐飲業不一樣的是，地鐵作為公共服務設施，設置最低消費門檻的霸王條款，顯得更站不住腳。地鐵享受了公共財政的補貼，就應該以公共服務的基本屬性作為服務宗旨。而且，充值是乘客預付的支付手段，意味著地鐵方面在未提供服務之前就已經對乘客收費，從而增加自身的資本收益。從這個角度上看，此舉更是帶有逐利色彩，損害了地鐵服務為上的公共形象，讓地鐵的服務形象降分，表面利己，其實后患無窮。

因此，這些實質并不便民的消費規則的制定，如果像餐廳最低消費問題一樣喧鬧多年而不決，“服務為上”就只能淪為口號，消解的始終是市民對公共服務的信任。只有給予市民選擇消費方式、消費額度的權利，才能促進其與公共服務的互動，達成共識，才能共成長。（雅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