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落戶城市”的“逆城鎮化”動因

在國務院新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將在2020年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作為一項重要目標。然而在浙江、河南、四川、陜西、江西等，盡管各地均出臺了政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但相當數量的農民卻因擔心自己原有利益受損和難以享受城市居民配套待遇而心存顧慮，“進城不落戶”的現象突出，甚至出現了原有城市戶籍人口希望換成農村戶籍的“逆城鎮化”現象。（《經濟參考報》11月4日）

從世界發展史的角度看，逆城鎮化是城市化后期大城市的人口和就業崗位向大都市的小城鎮、非大都市區或遠方較小的都市區遷移的一種分散化過程。但顯然，就我們的發展階段而言，還遠沒有達到這種程度。

面對如此矛盾的局面，我們有必要對此保持警惕，分析原因、找準對策。歸結起來，農民愿意到城市工作生活但不愿到城市落戶，直接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農地生活成本低，如房屋、土地價格低。二是農村戶口的利益鏈條在增加和拉長。隨著我國城鄉面貌的不斷改變以及農村土地改革的變化，附著在農村房屋、農地以及農村戶口等上面的利益越來越大，如農業補貼、農地潛在價值或現有價值已經大幅提升。三是與這些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一些城市戶口含金量的成色不足或不斷下降。比如，大城市就業環境改善不大、城市宜居度還不高，相反生活壓力卻日漸增大等等。

也就是說，農民愿意到城市工作生活但不愿到城市落戶，甚至出現所謂的“逆城市化”，是由于目前我們的城市對農民的承接力、吸引力不足造成的。這給我們的啟示或者說警示就是，要想實現進一步的城鎮化目標，讓農民愿意積極到城市落戶，關鍵就在于提升城市的宜居度，而非簡單的制定一個城鎮化規劃。

另一方面，在取消城鄉戶口區別，讓農村人口自然向城市流動的同時，也可探索讓農村人口就地城鎮化，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真正讓取消城鄉二元結構后融合的新居民，在各方面的權益和待遇，都真正地合二為一，沒有高低優劣區別。而這不但是考驗有關部門對促進農民進城和城鎮化的決心和勇氣，更是相關工作部門和政府施政智慧重要體現。（余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