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治到法治：艱難而充滿希望的行程

法國革命家羅伯斯庇爾說，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莊嚴的表現。

事實上，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被稱為“法家先驅”的管仲就提出過“以法治國”，然而他的目的是“法之立，在御民，民治而國安”，歸根到底還是鞏固君主的統治權。

幾千年來，在中國人治多于法治，而這人治往往來自以血緣為紐帶的禮教宗法體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即使是君王也有無奈的時候，比如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當初也沒有婚姻自由，無法選擇自己的皇后。他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寫道：“兩個‘太妃’對未來‘皇后’人選發生了爭執，都想找一個跟自己親近些的當皇后。”這也就注定了他婚姻生活的悲劇。

當時的老百姓更是被封建禮教所束縛，不能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

新中國成立之后公布施行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婚姻法明確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等原則。

官方數字顯示，1950年左右全國的包辦婚姻約占婚姻總數的90％以上，到1957年，這個數字縮減到10％，而屬于自由或半自由的婚姻則占90％以上。

隨后頒布的土地法讓中國當時的3億多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工會法讓工人成為工廠的管理者。

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獲得通過，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

然而法治的萌芽卻在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遭到了嚴重破壞。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拿憲法卻也改變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運。

“‘文革’時期是法律虛無主義。”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主任胡建淼說。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表示，當時沒有任何法律規范，個人專制、獨斷、一言堂、治理社會的方式有非常強的隨意性，缺乏制度與法律規范來治理國家的狀態，導致了一場災難。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反思了“文革”對法治的破壞以及造成的惡果。曾親身參與并見證新中國法治史眾多重大事件的老一輩法律人、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記得，當時學術界出現了關于“人治”與“法治”的爭論，但是黨內不少人視法治的提法為禁區。

鄧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到了1997年，十五大報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1999年，依法治國被寫入憲法。

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

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時，“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強調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位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領導人在2012年底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說。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新目標。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馬懷德說，常常被提到的法治應該是“一種規則之治、民主之治、平等之治、良法之治、程序之治”，“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按照平等、民主、理性的程序和規則來辦事，沒有例外，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文明是靠幾方面支撐的，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等。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國家的物質文明發展速度非常快，現在中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大國甚至強國。”他說，“但是在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層面上，我們還有不少缺失，與更發達的法治國家相比，還有很多不足和短板。”

截至2013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243部現行有效法律，國務院制定了680多件現行有效行政法規。這些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加上其他立法確認的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共同構成了中國的法律體系。

馬懷德表示，有一些法律和制度建設的成果是可以載入史冊的，比如1989年制定、1990年開始實施的行政訴訟法。“這是第一部民告官的法，改變了長期以來民不能告官、不敢告官也不愿告官的局面和傳統，這種官民強弱不均的局面在這部法律中得到了很大的改觀。”他說。

憑著這部法律，安徽省安慶市望江縣52歲的農民宋新元把安徽省環保廳告上法庭。

宋新元稱，環保廳于2008年1月17日作出的一份“環評函”行政行為程序違法，導致一家化纖企業開工后當地環境污染嚴重，請求法院撤銷這份“環評函”。

“雖然官司目前還沒有贏，但這家化纖企業暫時停產了。GDP還能比生命更重要？”他翻著一些周邊群眾的病歷說。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菜農平時喜歡上網，自學了很多法律知識。“我只是在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他說。

也有不少法律法規的進步是被一些轟動一時的事件催生的，比如2003年實施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就是一位名叫孫志剛的湖北青年用生命換來的。

2009年，四川成都婦女唐福珍為抗拒強拆點燃汽油自焚。她的悲劇引發了人們關注，2010年《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取消了行政強拆。

“改革開放后幾十年，我們完成了西方幾百年的立法過程。”中共四川省委副秘書長、四川省依法治省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天宗說，“但是封建社會幾千年，傳統的思想深入人心，不是短期改得了的。”

只有用法治，才能最終做到把權力關進牢籠，防止濫用。

著名法學家江平認為，近些年來依法治國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紅頭文件代法、以權壓法、以權亂法”現象依然存在；更有甚者，個別黨員領導干部帶頭破壞法治，以個人意志代替黨紀國法。

不久前落馬的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曾提出過“權力論”，其核心是權能生錢，錢能生權。據媒體報道，他曾問一個煤礦的班子成員：“如果公司把煤炭銷售權放給你，再給你一點人事權，給你一點物資采購權，你能不能每年給公司多交一億元的利潤？”

而完善法律法規也是中國堅持法治之路的必然趨勢。

有基層檢察長反映，刑訴法有的條款不合理，在辦案中很難做到，大家就想一些變通辦法規避。一些法官認為，刑法罰則自由裁量權太大，“有的貪10萬元判了死刑，有的貪幾百萬元判了15年，我們也難辦”。

“現在法官的權力越來越大，如何監督其權力運用十分重要。”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唐震說。

江蘇省海門市法制辦公室自2002年起開展法律執行情況檢查，目前已檢查逾60部法律法規，發現其中有6部因情況變化，在基層實際上已不執行或部分不執行，有13部規定偏軟、不合理、不明確，很難執行，有兩部與上位法不銜接、有沖突，無法執行，還有一些法律法規中的用語不規范，容易產生歧義。

“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們對法律的崇尚、敬畏之心明顯弱化，選擇性守法、選擇性執法在一些地方已成普遍現象，長此以往依法治國就會成為一句空話。”一位司法界的資深人士說，現在有些怪話，說什么“有法沒辦法、沒法有辦法”、“明規則斗不過潛規則”、“政策治不了對策”，這些話不一定全對，但也提醒人們應該進一步提高立法和執法工作質量。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規的同時推進了司法體制改革，強調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以及強化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已經在上海、吉林等6個省市進行試點。

“從傳統的非法治形態的統治形式最終走向法治的現代治理模式，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的規律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也反映出我國政治文明水準的躍升。”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法學教授丁偉說。

“隨著依法治國方略不斷推進，法治理念不斷深入人心，中國社會將進一步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的良好氛圍，中國政治民主將進一步走向成熟。”他說。

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體現中共把法治建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讓人們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據新華社北京10月19日電

（記者白旭、蔡敏、余里　參與采寫：朱青、劉翔霄、劉斐、許曉青、徐揚、呂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