哆啦A夢，令人費解的“警惕”

后天，即10月1日，“100哆啦A夢秘密道具博覽”在杭州開始為期6天的展出。屆時會有很多動漫迷前去觀展。如果看展覽的人很多，觀展熱情很高，會不會被人指責為“盲目追尋哆啦A夢”？這個巡回展來杭前，在成都展出時，就有人勸誡過，提醒過，警告過：“國人不能盲目追尋哆啦A夢”；“別讓哆啦A夢稀釋我們的痛點”；“警惕哆啦A夢蒙蔽我們的雙眼”。文章要求，“我們必須清楚其背后隱含的極強的政治意義”；這個政治意義就是：“哆啦A夢帶著日本政府柔性推廣自己的使命，出現在許多中國城市的街頭，展現日本所謂的核心價值——‘尊重和友誼’”。這些論述，看起來都很“正確”，但缺乏確實的依據和說得通的邏輯，令人費解。

日本動漫作品哆啦A夢問世于1969年，被引進中國大陸是1991年，誰能告訴我們，這兩件事，有沒有“極強的政治意義”？真有“極強的政治意義”的事情，發生在2008年3月，日本外務省任命卡通人物哆啦A夢為日本首位卡通大使，任命狀上寫道：“希望你身為動畫大使，代表日本，將日本的動漫文化介紹到全世界，并且讓全世界的人更進一步了解日本的社會文化，培養更多的日本友人?！?013年4月6日，東京2020申奧委員會選定哆啦A夢為特殊申奧大使，日本官方表示，“哆啦A夢展現日本的核心價值——尊重和友誼”。這里，有一個因果關系是清楚的：是因為動漫作品哆啦A夢在國外受到歡迎，才有日本政府的任命，而不是相反。如果要警惕哆啦A夢背后“極強的政治意義”，怎么說也應該在這個任命發布之時。等到 “100哆啦A夢秘密道具博覽”在鼻子下面熱熱鬧鬧開張了，到快結束時才想起要警惕，這警惕性未免太低了一點；自己缺乏警惕，卻號召別人要警惕，還居高臨下地指責別人盲目追捧，這是很奇怪的。

還有一個具體的操作性問題：是艾影（上海）商貿有限公司（中國大陸唯一授權哆啦A夢形象的代理公司）主動從日本政府那里爭取到了“推廣”的使命，還是日本政府授意這家公司？爭取也好，授意也好，這樣重大的行為，總應該相應的文件記錄？如果有確鑿的事實能證明這個展覽帶有某種使命，論者不會不拿出來的。“哆啦A夢稀釋我們的痛點”顯然是一種臆測；這種臆測背后，是一種把商業活動政治化的思維；我們無法理解為什么要這么做？

“別讓哆啦A夢稀釋我們的痛點”，這個“痛點”，主要是指日本至今沒有為侵華戰爭明確道歉。如果說哆啦A夢會“稀釋痛點”，那么，來自日本的、能稀釋“痛點”的東西就太多了，中國人到日本旅游，日本的櫻花，富士山等，都可能“稀釋痛點”。早個二三十年，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戀》等 ，日本影星高倉健，真由美等，都曾經讓中國觀眾著迷，但是中國老百姓并沒有因此而忘記“日本鬼子”——“稀釋論”者太小看中國老百姓的愛國心了；也低估了大眾的政治理性。

中國要求日本政府對侵華歷史有正確的態度，是解決歷史問題的一種努力；除了政府層面的政治努力，文化交流也是增進兩國人民互相了解的重要途徑。即使這種交流對解決兩國間的政治對立沒有直接的幫助，但若能緩和兩國國民間的關系，難道不是好事嗎？政治問題上堅持原則，堅持我們的立場，與民間的文化交流、商業往來并不矛盾；將兩者對立起來，除了表現自己的怯弱，還有什么別的益處呢？

日本一邊任命動畫大使，以“展現日本的核心價值——尊重和友誼”，一邊對侵略歷史缺乏真誠反省，應當譴責的是政治人物的虛偽，應該重視的是日本國內的政治傾向，拿一個商業展覽說事，至少是選錯了論述的重心。

總之，這三篇論述，在事實依據方面和邏輯方面，說不通的地方太多，讓人無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