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審批思維須打通“最后一公里”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自身的一場革命,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改革的成敗】

當今時代,行政審批在某些領域的不合時宜,正體現得越來越明顯。李克強總理在周三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以一周前在上海自貿區與中外企業家座談的經歷現身說法,嚴厲指出“決不能再停留在審批的舊思路里”。這一表態,對那些長期握著行政審批的“印把子”不放的單位和個人來講,是一種嚴厲批評,更是一種鄭重提醒。

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對于特定歷史時期的宏觀經濟調控產生了積極作用。不過,隨著改革開放全面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逐步建立,具有濃重計劃經濟色彩的行政審批,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市場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和改革。近些年來,盡管中央政府主導大力實施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廢止了一大批行政審批項目。但現實表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進展,與社會公眾的預期以及中國的改革發展事業相比,還存在著很大的距離。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進得不夠順利,或者說步子還不夠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相關部門和個人依然存在著不合時宜的“審批思維”。在他們眼里,審批是一種權力,審批能夠帶來利益。因此,只要他們死死把著審批權力不放,就可以不斷地通過審批活動獲得收益。這種現象,被社會公眾形象地稱之為“審批經濟”。而這種叫法的背后,透出人們對管得過寬的行政審批多少的無奈和憤懣。

事實上,人們對這些“行政審批”意見很大,并不只是因為“審批經濟”。通過審批直接剝奪被審批方的部分利益,只是看得見的與民爭利。更值得關注的是,不合時宜的行政審批相當于人為設置了市場門檻,阻礙社會力量自由參與市場競爭,侵害著人們公平參與社會競爭的權利,甚至可能剝奪市場主體參與市場活動的重要機遇。這種損失,遠比有形的“審批經濟”更加令人痛惜。

行政審批令人詬病,不僅因為“不該管的瞎管”,還因為“該管的沒管好”。這方面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因行政審批產生的腐敗。由于有關部門和個人手中把持著行政審批權,而權力又得不到有效監督,于是憑借審批權以權謀私的現象層出不窮。時間較遠的典型,有在行政審批上亂作為、無視人民群眾生命安全而終獲死刑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而較近的,可以這兩天社會廣泛關注的劉鐵男一案為例。劉鐵男被控受賄3558萬元,其中半數涉及審批。

可以想象,那些為了通過審批而大肆行賄的企業和個人,受行賄成本的影響,很可能在相關的項目工程或生產活動中弄虛作假、為害社會,從而開出行政審批的“惡之花”。

附著于行政審批的不當得利不除,依附于行政審批的過時觀念不破,行政審批改革推進就很難順利推進。新一屆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簡政放權,取消和下放大量行政審批事項,但媒體報道顯示,中央取消行政審批的要求,在一些地方難以落到實處,形成“最后一公里”的梗阻；一些地方逆勢而動,變相設置新的審批項目。以上種種足以說明,要打破不合時宜的審批思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自身的一場革命,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改革的成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按照這一要求,徹底打破不合時宜的“審批思維”,科學制定“權力清單”,堅定不移地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才能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并打造出更開放、透明、高效的服務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