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給下跪城管站著執法的勇氣

最近一則城管與小販互跪的圖片引發熱議，照片中的小販是一位七十多歲的大媽。當天，大媽正在沿街售賣蔬菜，遇到城管前來執法。就在城管動員大媽離開時，老人家突然朝著城管跪下，隨后一名城管隊員也跪了下來，最后在城管的勸說下，老太太被扶了起來。（9月14日，北方網）

城管執法靠跪，這已經不是什么新聞。去年一名武漢城管和菜販的相互交涉，結果雙方都以下跪來完成某種意義上的平等。這件事情的最終情況和當事雙方息事寧人的意志相左，輿論對此進行猛烈發酵。下跪執法，也就成了“鮮花執法”“喊話執法”后又一張特殊的城管面孔。

城管下跪，在某種程度是一種應激性的自我保護。這其中蒼南城管打人事件的“教訓”肯定少不了。當時就是因為城管執法時將一名拍照的群眾打倒，隨后引發群眾圍堵城管執法車輛。這起事件，想必是在全國城管系統進行了深度的內部學習。而充分照顧到被執法對象和圍觀群眾的情緒，則是在耳提面命中被不斷加強。

執法態度問題，這本來是職業道德中應該有的素養，但之前個別城管缺乏耐心，在執法過程中難免會有火上澆油的磕磕碰碰，以至于成了被眾人詬病的把柄。但現在再次回到職業素養的原點時，卻又出現“走到另一個極端”的怪象。

把職業素養理解成明哲保身，甚至是用下跪的手段來以證無辜，恐怕是職業教育的一種悲哀。當這名城管面對賣菜大媽沿街售賣蔬菜，其執法者的屬性，就已經代表了國家公器的權威性。這種權威性，不能定義為想當然的優越感，但也絕不能隨便淪落成下跪的條件反射。否則，這都能成為種慣性的話，那以后交警對違章司機下跪、文化稽查隊對上網吧的未成年人下跪，這社會秩序的管理，是否就要面臨著一地雞毛的尷尬呢？

同時，民眾也不要過多地把同情心給予那名沿街售菜的大媽。我們一直都在犯感情和法理混為一談的錯誤，有些甚至濫用了悲天憫人的胸懷。坦白說，中國小商小販的現象在近二十年之內，都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整治。這是社會商業結構和底層人民生存渠道使然。當然，對他們的人文關懷一直在接力，比如很多城市就在夜市的時候給出很多的區域，來滿足于小商小販的需求。但是，覆蓋畢竟是有死角，就好像很多進城賣菜的農民，他們就是不愿意進入菜場賣，而愿意在人流如織的街道賣。這些為生活奔波的草根，客觀地成為交通秩序和城市環境的隱患因素。對她們執法是必須的，否則，就是對其他城市居民的不公平。

在合情合理的執法語境下，年輕的城管完全有站著執法的理由。但懼怕于站和跪的突兀場景，以及背后很有可能的起哄式報道，于是勇氣瞬間被稀釋。他或許來不及想，職業和社會分工不分貴賤，但法律的正義權威卻有高低之別。對于城管，公允的探討和理性的思考必然是要回歸主體，但現在來看，這一過程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