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撈人”事件折射人性扭曲和制度缺陷

近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一起案件引起社會關注。一名姓王的女子，其夫張某于２０１１年底被安徽省紀委帶走“協助調查”，為“撈夫”，她托朋友認識了自稱“跟安徽很多領導很熟”、“能擺平紀委”的北京男子任鵬宇，并按任要求付給其１４６０萬元“撈人經費”，但丈夫卻未能如期“出來”。后經法院審理，任鵬宇以詐騙罪被判刑。（新華網，08月14日）

合肥王姓女子花1460萬巨資“撈夫”的事件一時引起網民熱議，真相揭曉，更是引起一片嘩然。該王姓女子在不明對方身份，甚至根本不認識的情況下，拿出1460萬巨資作為“撈人”經費。最終被不發分子騙走金錢，人財兩空。該“撈人”詐騙案的發生，不僅折射出人性的扭曲，更加折射出當今社會權錢交易，權力監管制度的缺陷。

從人性的角度分析，在家屬看來，“撈人”就像是治病一樣，只要有1%的希望，就會用100%的努力去爭取，哪怕是鋌而走險。“撈人”一詞本身就是社會病態下產生出來的，為什么要撈人？用什么來撈？在這些人眼中，權力和金錢是萬能的。這種“病急亂投醫”的荒誕現象為何又經常發生？其根本原因是撈人者內心深處相信權力與金錢可以超越法紀，只要花錢就能逃脫處罰。從而形成一種病態的需要，有需要自然就有市場。因此形形色色的行騙者、“權力掮客”，開始利用這種心理，把自己包裝成“上面有人的人”“接近權力的人”，或冒充領導秘書、高干子弟，或自封“高人”“大師”，其中一些精于“造勢”“布局”的人。這些就打著“裝家”的幌子出來詐騙錢財，自然也有人甘愿上當。

從制度角度分析，之所以會有這樣病態的市場和需求，根本原因還是對權錢交易的監督制度存在缺陷。即主要是在眾多執法權力部門及人員的權力上留有一定空間，從而形成司法處置環節中的多處漏洞。正是這些鋌而走險的人利用手上的權力鉆法律的空子。也正是因為某些“撈人”成功案例的前車之覆，才有了受騙者的“前仆后繼”以及行騙者的“層出不窮”。

可見，要加強權力監管，減少司法漏洞，約束執法空間，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和金錢觀。在當前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只有通過“依法治權”改善權力生態才有可能避免類似荒誕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