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韭菜式”的超生費有何意義？

近日，有眾多村民反映：幾年前因政策外超生，已繳納一定數額的社會撫養費，如今卻又接到村干部通知說“之前交的社會撫養費不夠，要再補交”，少則3000元，多則兩萬元不等。據村民反映，此事涉及秀嶼多個鄉鎮至少數千村民。（8月7日，東南網）

近些年，雷人的社會撫養費征收模式從來不缺“創新”：從2012年開始，河北省邯鄲市雞澤縣吳官營鄉“不按實情按人頭”向各村攤派“超生費”任務；2011年7月，河南省鄧州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發紅頭文件，對各鄉鎮辦下達征收社會撫養費的任務指標“逼民超生”，引發爭議……

諸如此類的社會撫養費征收模式，各地各時都或明或暗地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其不合理不合法之處雖顯而易見，引發的亂象也可謂不少，但地方政府或村委會等，為完成征收任務，或在“只要完成任務”就行的心理引導下，放任村民超生的現象，仍不鮮見。

而超生的村民，一般不會被強逼按當地的法定標準，或最低繳納的超生費被“處理”，他們被要求繳納的費用各不相等，美其名曰照顧家庭困難，分期繳納，就像割韭菜一樣。今年讓張三李四王五等各繳一點，湊足今年的任務便不再追究；到了明年，任務又來了，但其他的人員的繳費又不足以完成任務，那就再找張三李四王五再交一次。理由是按規定以前沒交足，現在補繳。如此，今次莆田的再征撫養費的思路，咱也就了然于心了。

可是，為什要采取下達任務的方式征收社會撫養費？

在許多基層，尤其是經濟欠發達的地方，稅源等財政性收入非常有限，財政，尤其是鄉鎮一級的財政無以為繼，但當地領導的日常開支、超編人員工資等還得定量照舊，于是，基層房建收費和超生罰款成為鄉鎮一級政府的主要“財源”。但近年來，土地政策被收緊，人們的法制意識也在增強，地方只能把心思用在了并不顯性違法、群眾有苦難言的超生罰款征收上。

顯然，這種損害政府威信、傷群眾感情的“割韭菜式”超生費征收，無疑已異化成了一些基層政府彌補經費不足、養活超編人員的資金來源和創收借口，成為披著法制的外衣行“多收費、亂收費”的幌子，完全失卻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的意義和初衷。

如此，群眾和社會有理由和必要質疑，既然超生費已然失去了征收的本意，成為一些地方政府打著法制名義行不法斂財、揮霍的幌子，那征收這樣的費用還有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