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訓貴在“借古開今”

大學校訓是在大學歷史傳統中形成，是大學辦學宗旨、理念、精神的高度凝練和體現。校訓有隱性與顯性兩類。雖然一些學校雖然沒有明確的校訓內容，但是學校的創辦者或主持者提出的辦學思想或原則被接受，甚至在比較長的時期對學校發展產生指導性的影響，那么，這一辦學思想或原則就可以視為隱性校訓。

南宋教育家朱熹為岳麓書院題寫“忠孝廉節”一文，對書院學子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具有引導性作用，“忠孝廉節”因而成了實際上的院訓。清末教育家黃以周在江蘇南菁書院掌教15年，以“實事求是，莫作調人”為座右銘，律己誨人，同樣發揮了院訓的功能，并且在現當代中國開了以“實事求是”作為大學校訓的先例。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時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盡管這一思想沒有被明確定為校訓，但是它對隨后北大較長時間的辦學發揮了指導性作用，同樣具有隱性校訓的意蘊。顯性校訓是由學校明文確定的概括學校辦學宗旨的訓導語，或懸之于禮堂，或書之于校門口，或設置于校徽之中。它產生于西方，在民國初年從美、日引入國內，在20世紀30年代，國內大學紛紛厘定校訓。

縱覽歐美大學和清末民國時期中國大學的校訓，我們不難發現一個規律，就是從形式到內容都是標志自身所屬文化源頭。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具有幾百年歷史的名校，其校訓基本是用拉丁文，而不是英語、意大利語等新語言，其內容大多源于《圣經》或古希臘羅馬先賢、詩人的名言警句，大都以真理、智慧、光明、自由、博愛等為思想核心。民國時期的中國大學校訓大都使用文言文，內容基本源自儒家經典，以誠樸勇毅和求真篤學為思想核心。

現代大學在西方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如何變換，大學的性質、辦學宗旨、學科設置、人才培養模式等如何變化，但名校的校訓始終不變。中國現代大學只有幾十年到百余年的歷史，但不少大學的校訓已經發生了多次變化。近年來，我們的大學紛紛重視校訓的征集、確立工作，對學生的影響如何？有媒體做過相關調查，當問到一些畢業生或校友母校的校訓時，不少人說沒有印象或記不住。訓者，引導、勸勉、激勵也。一方面，這說明我們的一些大學還沒有真正把校訓融入學校文化（不能等同于校園文化）之中，難以對大學師生的思想行為起著引導、規范作用，另一方面，我們的一些大學校訓在思想內容、表達形式上存有不少問題，缺乏個性。

大學校訓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前提是它必須真正對學生健康成長具有導向性，又能體現文化的民族性。西方大學校訓歷久不變，當下不少百年名校陸續恢復清末民國時期的校訓，說明古老的校訓同樣可以賦予新意，體現現代大學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大學校訓應該“借古開今”。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