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車事故賠償責任不能總不清不楚

【不清不楚的賠償一定意味著責任認定上的不清不楚，責任都認定不清，又怎能預防悲劇重演。】

10日，湘潭市雨湖區響塘鄉金橋村樂樂旺幼兒園一輛校車，在途經長沙市岳麓區含浦鎮干子村時翻入水庫，致車上11人死亡，包括8名幼兒。在事故發生后的第四天即7月13日，部分遇難者家屬已與當地政府簽訂賠償協議，每戶遇難者家庭獲賠56萬元，待遇難孩子火化之后，賠償款將全部到位。

每一起校車事故都直接觸動了社會關于孩子保護的底線共識，縱觀近年數起校車事故的處理，所在地政府無不高度重視，處理方式也幾近一致，事故發生后都是政府主動出面，并在最短的時間內與家屬達成賠償協議，以期望冷卻輿論的關注。

其中，賠償款的多少自然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稍稍統計一下近年來幾起校車事故的賠償金額不難發現，各地標準不一，甚至存在較大差距。同樣發生在2011年的江蘇豐縣與甘肅正寧校車事故，前者賠償金額為每人50．2萬，后者為每人43．6萬；2012年，江西省貴溪市的校車事故中，遇難者家屬獲得賠償為48萬。在可見的范圍內，此次湖南校車事故每人56萬的賠償當屬最高。事實上，包括現行的《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等在內的法律法規，對于校車事故的賠償標準，乃至如何認定賠償責任主體，都缺乏足夠明晰的原則性規定，如此出現的“地方標準”存在較大差距，并不意外。

賠償金額只是事故賠償的一個方面，由誰賠就更為復雜。目前所曝光的校車事故，絕大多數都是由地方政府出面，主動“賠償”。按理說，政府一般非此類事件的直接責任主體，那么，完全拿財政的錢來予以賠償，只能被視為是一種墊資。但這類事件的官方說明中，幾乎都是用了“賠償”一詞，且賠償協議也是由遇難者家屬與政府雙方簽訂。作為突發性的公共事件，政府主動出面，及時化解遇難者家屬的索賠難等后續問題，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事件善后賠償一味由政府“包攬”，不得不面臨的質疑是：

一來，作為非直接責任方，匆匆與遇難者家屬達成賠償協議，是否有“花錢買平安”之嫌？二來，由政府出面的賠償只不過是拿公共財政埋單，那賠多賠少，顯然就不能由政府單方面作出界定，且隨之而來的疑問是：既然有如此之多的錢進行賠償，為何在校車安全的投入上又往往顯得捉襟見肘？

對于受害者家屬來說，及時拿到足夠的賠償款固然是必要的也似乎是唯一的救濟與補償。然而，任何一起校車事故之于公共的意義，卻絕非是拿賠償的金額來衡量的。賠償款是如何構成的，具體由誰支付？除了賠錢之外，誰應該對事件負責？作為監管者的職能部門，又該對事件作出怎樣的行政性擔責？等等疑問都需要向公眾交代清楚。類似事件中，一般都有相關直接負責部門的官員被問責，但由于缺乏明確的問責程序，又往往較為隨意，似乎也是一種平息輿論的應對之法。如此次事件中，目前只有涉事幼兒園負責人和法人代表被予以刑事拘留，但卻并無責任部門領責。

在公共層面，賠償更應該是一種具體責任的精確認定。因為，不清不楚的賠償一定意味著責任認定上的不清不楚。那么，也就很難讓人真正相信，事故的教訓能夠真正得以吸取，以防悲劇重演。隨著納稅人意識的提升，那種“花錢買平安”的賠償已經越發受到質疑。然而，當財政支出與預算不能受到嚴格的流程監管，動輒以錢擺平事故的做法就難以消除。此種做法反饋到事故的預防上來就是，財政永遠學不會把錢花在社會長遠與根本安全的構建之上，而只是在事故發生后擁有充足的資金來善后。比如安全校車難得，慷人之慨的校車事故賠償卻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