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泊頭市侯落鴨村村民鄭潮軍因用鐵鎬打死村長侯志強,以故意殺人罪被判刑8年。而96名村民于今年,聯名上書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釋放鄭潮軍,理由是,侯志強主動到鄭家尋釁滋事,鄭家是正當防衛。村民們,包括侯志強曾經的同伴都說,“侯志強是個惡人,我們都怕他?!保?月13日《新京報》) 村長被村民用暴力打死,不但無人同情,反而激起大家“同仇敵愾”,要求法院輕判殺人者,這樣的情景確實令人唏噓。誠然,以暴制暴絕非解決矛盾的好方法,在這起事件背后,我們更要思考的是,在廣袤的鄉村,還有多少個法治和正義正在淪陷的“侯落鴨村”?基層治理如何才能進入良性的軌道? 在經濟社會急速發展的今天,曾經平靜祥和的鄉村已經日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訴求的爭鳴、各種利益的沖突。然而,在侯落鴨村的治理圖景里,村民們在“南霸天”侯志強當選村長后的數年里,即便遭遇侵犯也一致保持沉默,公道正義的失衡何不令人痛心。這背后,有很多問題值得追問。一者,一個德行不佳,拿打人為家常便飯的惡人,何以成為一村之長?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鄉鎮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負有指導等義務,試問,當地鄉鎮政府對“惡霸”幾乎全票當選村長完全沒有責任么?另一方面,侯志強經常毆打他不喜歡的村民,但被打村民報警后警察也是很久之后才出現,而侯志強也不會受到多少懲罰,久而久之,村民挨打之后便不再報警,法治淪陷背后,到底是誰在給惡霸村長撐腰? 和個別地方殘暴對待小販的城管一樣,侯志強無疑也是基層權力匪化的一個象征。事實上,像侯志強這樣的“南霸天村長”并非個案。原北京市密云縣河南寨鎮平頭村村委會主任王曉雷,因盜采砂石、雇用打手、霸占村道強收過路費被稱為“黑老大”,個人累計的涉黑資產達數千萬元;而前不久,廣州市出動700名特警,打掉了一個黑社會性質犯罪團伙,團伙“老大”馮某同時也是廣州市白云區的一名村委主任。馮某利用村官身份在當地大肆收保護費、控制賭場放高利貸、插足建筑工程,從中牟利。 別拿村官不當官,侯志強成為獨霸一方的“座山雕”,顯然不只是個體的性情因素,更是保護傘的縱容和庇護。事實上,無數村官違法亂紀的行為背后,正是得益于他們與公權構建起的小型“熟人社會”,而利益輸送與交換正是社會網絡的粘合劑。在這個“熟人社會”,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可以洞開,復雜的事情可以變得非常簡單,必要的程序可以跳過。彌漫著權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的社會意識,公權就很容易淪為“熟人社會”的交易工具,成為欺壓百姓的武器。 前不久,中組部印發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把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作為整改落實的重要任務。其中,要求開展整治村、社區等基層干部違法違紀行為專項行動,特別要集中力量查處群眾反映強烈的涉黑涉惡案件。這樣的查處行動當然值得期待。但要真正構建良性的鄉村治理圖景,不但要查處涉黑涉惡的“南霸天村官”,更要扳倒那些罩著他的“保護傘”,強化對基層干部權力的制度化管理,防止其在缺乏約束中不斷匪化。惟其如此,公道正義才能撐起鄉村的一片晴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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