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外就醫”怎成官員“救命稻草”？

近日，網友爆料陽朔縣國土局原局長石寶春，因受賄罪被判刑10年沒坐過一天牢，還多次出現在廣州、南寧、柳州和河池等地，甚至坐飛機去成都。對此，桂林市中院和陽朔縣公安部門回應稱：“具體情況還在進一步調查之中。”（7月7日，新華網）

石某的“神通廣大”著實令人乍舌。梳理一下，從早些年以保外就醫為由釀出血案的大連黑老大鄒顯衛，到2009年以保外就醫為由“逍遙獄外”1年多的廣東江門原常務副市長林崇中，再到2011年，因“保外就醫”獲準長達8年人身自由的廣東電白高考舞弊案件主犯陳某等等，所有這些本該淪為階下囚的人，為何在遵照國家法規具體執行時卻嚴重走樣了？究竟是保外就醫制度本身存有弊端？還是個人操作上的不合法？

保外就醫它屬監外執行的一種，表現為被判處無（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因患有嚴重疾病，經有關機關批準取保在監外醫治。那么既然這是一種彰顯司法文明和人道主義的制度體現，又緣何屢屢有人將其當作自身的“權力附屬品”和“免死金牌”？究竟哪個環節使保外就醫反復被異化為一些罪犯“逍遙獄外”的渠道呢？

仔細研究一下相關制度，《罪犯保外就醫疾病傷殘范圍》應該說漏洞頗多。此項制度列舉了30類可準予保外就醫的病殘情況，但對于嚴重程度的指標，許多疾病傷殘未列出。而其中第三十種情況‘其他需要保外就醫的疾病’規定，使執行者的自由裁量權過大，更是為違法操作提供了極大的空間。

此外，違法保外就醫亂象頻生，也因事后監督的乏力。對于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根據《罪犯保外就醫執行辦法》第十條規定，“由取保人領回到當地公安機關報到”。然而，保外就醫是一項嚴肅的執法活動，在監管的真空狀態下，將管理權完全交給取保人，無異于“放虎歸山”，給管理上的脫節造成了可能，使罪犯處于游離于法律之外。

英國作家普·緒儒斯說過：“罪人獲釋，法官就成了罪人”。所以說，對貪官“監外執行”還需嚴格審慎。一方面要明確保外就醫相關制度，避免“含混不清”的說詞，給貪腐分子留有法律空子可鉆。另一方面要加強司法監督，對貪腐官員不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更要嚴查貪官的“監外執行”是否符合程序規范，對于沆瀣一氣的司法人員要嚴懲不貸，謹防他們里應外合架空法律。只有讓那些觸犯黨紀國法的貪腐分子受到應有的懲罰，才能形成法律的震懾力。讓官員“禁住貪婪的欲，收回貪腐的手”，真正實現法治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