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老教授死磕華快“點贊”之余

本報昨日報道，年過七旬的華工陳教授兩年來“死磕”華南快速路廣園收費站至太和收費站路段多收2元的問題，最近事情有了轉機，省交通廳回應：確實存在多收費，從今年7月開始，全省高速公路將實行聯網收費，太和收費站將拆除，屆時收費將按照車輛實際走的路程計算。

年過七旬，本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時歲，陳教授卻拿起“算盤”與華快死磕，他這種較真，體現的是學人風范和知識分子的擔當，令人感佩。陳教授的“死磕精神”，對公眾也會產生正面感召，公共政策雖說掛了“公”的銘牌，事實上則事關每個人的“私”利，面對問題，如果誰都不管，就會釀為“公地悲劇”。陳教授就算了一筆賬，自己每次往返被多收4元，10年來共被多收3000多元。如果按每天至少2萬車流來算，每年多收的錢超過1．5億元。除了陳教授，多數人甘做冤大頭。

當然，公允論之，職能部門不是萬能的，決策存在瑕疵也屬正常。首先，客觀因素，公共決策事關各方，千頭萬緒。就拿高速收費來說，以費養路的方式決定了利益分配的復雜性，涉及部門多，決策程序復雜，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出錯；其次，主觀因素，一些政策在制定過程中，例如在前期調研方面做的功夫尚淺，對相關行業存在的問題根源觀察不透，未有效參考專家意見等疏漏。

因此，我們在為七旬老教授較真“死磕”點贊之余，還需要反思的是當前公共政策的決策、糾錯機制。從決策環節而言，公共決策事關公共利益，決策過程參考公眾意見是題中應有之義，盡管相較于以前，政策制定的科學性、民主性大有提升，但仍存在“閉門造車”、“外行管內行”的情況。這就需要建立“官、產、學”聯合的研究體制，通過知識的多方面復合、交叉、滲透和重新組合，提出最優或較優方案，爭取理想的政策效益。政策制定是綜合性極強的高智力工作，對人員不僅要求“專”，更要求“通”，不僅要求每個人自身的高素質，還要達到各專業人員的最佳配備，加強開門立法、信息公開等等。

從糾錯環節而言，首先要健全反饋機制，打撈質疑的聲音。看新聞就會發現，盡管陳教授“鐵證如山”，積累了厚厚的資料，還手繪了一張詳細地圖，做了清晰標注，但仍在反映了五六次之后，才等到有關部門的回應。其次，要提升糾錯的反應能力，有時候一些決策問題，就如和尚頭頂的虱子——明擺著的，卻沒有部門主動認領。要么靠“死磕”，要么等大領導批示。這需要更明晰的“責任清單”，在對部門和個人考核時不妨引入“糾錯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