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 三十年歸去來兮

?? 能在影壇上持續創作30年的導演也許并不罕見，但像張藝謀這樣，能連續30年都處在電影創作的風口浪尖、甚至領航電影的發展轉向，不能不說是影壇的奇跡。從張藝謀1984年擔任“第五代導演”扛鼎之作《黃土地》（陳凱歌導演）的攝影師開始，直到“沉寂”近3年、遭遇種種風波后推出新作，無論人們有多么不同的議論和評價，張藝謀在中國電影、至少是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發展歷程中的領軍地位，獨一無二。

在30年創作過程中，張藝謀導演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都堪稱中國電影的風向標。第一個階段是繼《黃土地》之后，他獨立執導《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等作品，不僅一把推開了中國電影進入世界各A級電影節的大門，而且在全球影壇刮起了以黃河、黃土地、黃皮膚、黃色文明為特征的“中國風”。一批中國電影，以人性解放、人道主義為鏡子，一方面用影像揭示了中國宗法制度和封建傳統的專制和殘暴，另一方面呈現了中國人生命力的頑強和對情感自由的執著追求。冷酷封閉的大宅院與鮮紅生動的紅高粱、紅染布、紅燈籠，構成的不僅是視覺張力，更是人性張力。這些影片與1980年前后中國的歷史反思、文化啟蒙、改革發展的大時代交相呼應，成為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響亮音符。

1990年之后，《秋菊打官司》《活著》《有話好好說》《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等影片，可以視為張藝謀創作的第二階段。這些作品關注轉型期的中國現實生活，表現過去半個世紀中國人的命運變遷。雖然這些作品在現實深度、表現力度上參差不齊，但其對社會現實的關懷、其多樣化的藝術形態和電影類型、其創作的藝術誠意和探索精神，都顯示出張藝謀“與時俱進”的敏感和調整。但這種要一個“說法”的執著，隨著中國電影產業的逐漸衰落，以及中國電影創作環境的緊張，逐漸陷入這雙重困境之中。

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在面對好萊塢沖擊之際，中國電影背水一戰，開始市場化改革。張藝謀用一部《英雄》開啟了自己創作的第三個階段，也拉開了中國電影產業大發展的序幕。《英雄》不僅是第一部票房超億元的國產電影，也是迄今為止北美市場上票房成績最好的大陸導演影片。該片所創造的2.5億元人民幣票房，將中國帶入了國產商業大片時代；在北美外語片市場上，則以近6000萬美金的票房成績超越眾多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日語影片，高居票房排行榜第三位。風格、色彩、意境的東方風格，美輪美奐的視聽奇觀，華語大明星的組合，杜可風、程小東、和田惠美、譚盾等跨國跨地區制作團隊的建構，為后來中國的商業大片提供了可以復制的模式。雖然張藝謀的商業電影毀譽參半，特別是后期幾部影片受到諸多詬病，但對中國電影市場的繁榮、電影產業的絕境逢生，其起到的推動和引領作用都應被給予高度肯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沒有電影產業的復興，就不會有電影創作的繁榮。

張藝謀的商業電影在過去幾年，似乎呈現江郎才盡的疲態和進退維谷的尷尬。張藝謀在參加著名導演、他的恩師吳天明的追思會時，也表達了自我反省。作為世界級大導演，在人們的懷疑、期待中，張藝謀用一個充滿寓意的電影名字《歸來》，向人們展示著他的重新“歸來”。這也許可以看作張藝謀對中國社會歷史與現實的重新關注。這似乎是一種電影人文關懷的重新找回。與《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的主題相似，大時代盡管滄海桑田，每個個體、每個家庭卻都是血肉之軀、有情之物，無不提醒著我們對人、對個體、對生命、對愛的價值的憐惜和尊重。張藝謀創作個性的回歸體現在他善用人物形象，追求愛的堅韌、情的執著。這更是一種藝術態度的重新定位。張藝謀從前一段的過度商業化、消費化的炫耀美學回歸到了對藝術、對心靈的尊重。

馳騁30年，創造過眾多藝術和商業輝煌之后，張藝謀還在繼續自我超越、自我調整，其藝術個性的回歸是令人驚喜并給人帶來期許的。前不久在中國電影導演協會上，導演們集體投票同意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空缺，這意味著隨著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的深入，越來越多的電影人開始重新審視藝術與商業、市場與美學之間的關系。“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從這個角度說，張藝謀的新電影也許又將成為中國電影一個新時代的信號。無論是中華民族命運多舛的歷史，還是當下中國萬花筒般的現實，都為中國電影提供了產生杰作的土壤。只要陽光燦爛、雨水充足，中國電影的萬紫千紅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