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調整“裸官”經驗值得借鑒

據《人民日報》5月29日報道，廣東目前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包括市廳級干部9名。根據之前廣東省委組織部制定的工作方案，“裸官”要么把家人遷回來，要么限時從重要崗位調整下來，兩樣只能選擇一樣，不能兼得。調整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

此前，廣州市委副書記方旋提前五個月退休，迎來了網友的“注目禮”，并將廣東清理“裸官”的工作帶入了大眾視野。關于對方旋的處理方式和最后結論，論者當時曾有激烈的爭論，對廣東不“深加追究”的態度有一些質疑。這種議論和質疑其實是針對未來如何定性、看待、處理“裸官”的方法論爭論，廣東此次公布調整“裸官”的結果，也正是在方法論上給出了回答。

“裸官”不等于貪官，但卻可能是腐敗分子的“標配”。一個官員拿著本國的俸祿，家人卻揣著外邦的國籍。坐著領導干部的位子，卻隨時有著跑路的可能，這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體都不可能允許的。但就是這樣的群體，過去十年卻在中國漸成聲勢，這不但給貪腐官員外逃、國家財產流失提供了巨大的土壤，還反映了中國吏治的失誤與疏漏。

同樣，成了氣候的“裸官”群體也給今天的反腐留下了歷史包袱、帶來了隱性壓力。今年1月中央出臺《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已明確將“裸官”列為六類不得提拔的干部之一，但如何調整在任“裸官”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由于“裸官”不等同于貪官，清理“裸官”也并非調查貪腐，某種意義上講，它相當于是在清理貪腐的可能性。因此它的重點不是對既成事實的腐敗進行懲戒，而是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在保證干部隊伍純潔性的同時保證其穩定性，在形成壓力的同時減少阻力。報道中可見，廣東在調整“裸官”的工作上兼具調查上的嚴格化和手段上的人性化，形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廣東經驗”，可以為其他地方借鑒。

廣東調整“裸官”是一種預防腐敗，摸清干部家底是調整能否有成效的關鍵所在。如報道中所言，在這項工作中，僅在江門市就對6000名需要摸底的科級以上干部作了調查，而東莞則在細化摸查時，發放了3萬多份調查表進行調查。這些調研再次說明，反腐需要一些基礎制度的支撐，需要對干部個人事項的動態掌握。干部個人事項申報、官員財產公開甚至不動產登記制度，都屬于此類基礎性制度，這些制度成型才能使反腐有的放矢，才能編織成“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作為專項治理，廣東此次為調整“裸官”提供了方法論，但完成反腐的基礎性建制，還需要更高層面的統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