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思“解放兒童”來紀念又一個兒童節

又是一年兒童節。節日只是形式，結合時代特征重申意義才是主題。但不知從何時起，我國的兒童節除了給兒童放假、營造快樂的氛圍外，已經沒有了反思的主題。那么，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浮躁糾結的兒童教育時代，我們是否應該回到原點，重新檢討和反思“發現兒童”與“解放兒童”這一源問題呢？

早在20世紀初，意大利女教育家蒙臺梭利就提出了“發現兒童”與“解放兒童”的教育思想。差不多在同期，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其名篇《創造兒童的教育》中強調，“我們發現了兒童有創造力，認識了兒童有創造力，就須進一步把兒童的創造力解放出來”。進而，他發出“六個解放”的號召：“解放兒童的頭腦，使他能想；解放他的雙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晴，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談；解放他的空間，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會里取得豐富的學問；解放他的時間，不把他的功課表填滿，不逼迫他趕考，不和家長聯合起來在功課上夾攻，要讓他有一些空閑時間消化所學，并且學一點他自己渴望要學的學問，干一點他自己高興干的事情。”

放在今天，蒙臺梭利和陶行知的思想也一點不過時。他們提出的問題，今天依然沒有得到解決。“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錢學森之問”非常沉重，是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套用一句形式的話，破解“錢學森之問”，還得從娃娃抓起。從娃娃抓起，還得從娃娃的教育抓起。教育是培養，而不是培訓。培養就要因材施教，創造性培養人才，從而體驗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樂趣。而培訓，則是模式化的訓練，把不同規格的原材料打造成同一個流水線上的產品，談不上什么創造性，當然也就無樂趣可言。

很可悲的是，我們今天的教育，特別是兒童的教育，越來越偏離了教育的本質，而走向了培訓的錯誤方向。大學之前的教育，幼兒教育小學化，小學教育中學化，中學教育機械化，包括幼兒園，都是把學生培訓成考試的機器。大學的教育，不強調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責任，而是努力把學生培訓成一個適應當下社會的世俗人。于是我們看到一些奇怪的現象：兩歲的小孩在吞云吐霧、小學的朋友拿出“五道杠”來顯擺、方仲永的故事在不斷地上演……北京師范大學的肖川教授質問：“我們究竟根據什么將“教育”與“摧殘”、“愚弄”、“欺騙”、“宰制”、“制裁”、“灌輸”、“洗腦”、“戲弄”、“麻痹”、“蒙蔽”、“操縱”、“說教”、“束縛”、“宣傳”、“禁錮”、“貶抑”、“奴役”、“戕害”、“蠱惑”和“教唆”等等區分開來？”

教育的問題依然是教育的問題。解放兒童，除了重申陶行知的“六個解放”之外，還很有必要重溫一下《大眾報》1935年的社論。社論中說：“兒童是中國未來的主人翁”，“兒童是建設新中國的礎石”，“兒童是中華民族的繼承者”，“兒童是復興中華民族的生力軍”，“加緊敎育兒童，訓練兒童”等等，早已成了普遍的口號，隨處可以聽到。但是，現在的“主人翁”、“礎石”們須得痛切地反省一下，像現在這様做“主人翁”，做“礎石”，能把中國支持下去嗎？能叫中國站得穩嗎？進而，《大眾報》的社論提出了三個觀點：第一，舉行兒童運動，要力行“雪中送炭”的工作，切忌“錦上添花”的浮文；第二，兒童運動應該把兒童全體做對象，不應該偏重一部分或偏重某一階級；第三，人們都知道敎育上最重要的兩句話是“以身作則，感化教導”。

除了陶行知的“六個解放”和《大眾報》的“三個觀點”，我們今天重新呼吁解放兒童，還必須加上一點。那就是，把兒童從“溫室”里解放出來。孩子是寶，砸鍋賣鐵也要為了孩子。越來越多的父母陷入了對孩子“溺愛”的誤區，盡一切可能為孩子的成長營造了一個風吹不著雨打不著的“溫室”，孩子則成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行事自私的“小皇帝”。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來到內蒙古，與30名中國孩子一起舉行了一個草原探險夏令營，中國孩子累了、病了就回大本營睡覺，日本孩子即使病了也硬挺著走到底，日本家長乘車走了，只把鼓勵留給發高燒的孩子，中國家長來了，在艱難路段把孩子拉上車。夏令營閉營時，宮崎市議員鄉田實先生大聲問日本孩子：“中國的草原美不美？天空藍不藍？你們還來不來？” 77個日本孩子齊聲吼道：“美！”“藍！”“來！”振聾發聵的聲音依然在耳畔回響，我們沒有理由不把孩子從“溫室”里解放出來。

中國夢，兒童夢。“發現兒童”與“解放兒童”，是一個與時俱進、常說常新的話題。解放兒童，這不應該是一時的口號，而需要學校、家長、社會共同努力，貫穿到我們的一點一滴當中，貫穿到我們每時每刻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