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嚴制度”取決于“最嚴問責”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情況考核辦法（試行）》，標志著我國最嚴格大氣環境管理責任與考核制度正式確立。（5月29日《人民日報》）

之所以被稱為“最嚴”，是因為一改之前考核時，環保、大氣污染往往是軟約束的慣性做法，將“大氣污染治理”提升到“一票否決”的重要程度，而且直接與一地之行政首長的責任甚至“烏紗”掛鉤，目標之高、考核之嚴、問責之深，前所未有，可謂“重典治亂”的又一典型。

最近幾年，關于“史上最嚴”的治理概念越來越多，從“史上最嚴的交規”到“史上最嚴的食品安全法”，從“史上最嚴的反腐”到現在“史上最嚴的大氣污染治理”……“最嚴”二字背后蘊含兩重深層邏輯：一是經過30多年高速發展后，經濟、社會、環境等領域積累的矛盾、問題積重難返，普通的“嚴厲、嚴肅”已經無法根治痼疾；二是決策層對問題矛盾的認識非常清楚、對迎戰挑戰的決心非常之大，屢在不同領域刷新公共治理的強度、深度。

從現在開始到2017年的幾年內，是大氣污染防治行動的關鍵幾年，無論從政策落實、法規執行經驗而言，還是其他“最嚴”的施行情況來看，要讓“最嚴制度”實至名歸，讓民眾滿意、讓空氣質量改善，根本上得看“最嚴問責”。以此前“最嚴交規”為例，正是由于全國各地交管部門雷厲風行的嚴查，終于讓橫行多年、肇事無數的“酒駕醉駕”在很多地方寥寥無幾，“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成為絕大多數新老司機的共識。當然，也有一些地方或者部門在進行公共治理時，喜歡大場面、大聲勢，動輒也擺出“最嚴最狠”的架勢，可時間一長卻往往虎頭蛇尾或者“雷聲大雨點小”，治理不僅沒能從根子上將問題矛盾連根拔掉，反而因為重形式輕本質、重短期輕長期的明顯缺陷，給未來問題的治理帶來更大難度。

此輪“史上最嚴大氣污染治理”，沒有半點馬虎含糊的空間，身后也沒有一尺一寸的退路，嚴重的空氣污染、居高不下的疾病發作、愈來愈強烈的輿論呼聲……都使得大氣污染防治領域的“最嚴”必須“嚴”到不留一絲情面、不放過一個不合格者、不給輕視瀆職者任何重來一次的機會。要力避之前有地方曾發生過的“轟轟烈烈走形式，認認真真走過場”的弊端，把“藍天白云、青山綠水、空氣清新、呼吸通暢”作為最好的答卷交給民眾作評判，百姓的口碑才是最好的、最終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