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遷子女入學應納入社會管理視野

據媒體報道，今年北京“微妙”提升非京籍幼升小門檻，如通州區幼升小“五證”細則，對于家長繳納社保的地點有了新要求——必須“在我區”。這使得一些即使在通州區已經買了房，但因在其他區工作而無法實現社保“在我區”的非京籍家長，也無法落實孩子的上學問題。此事在社會和網上引發熱議。有評論者認為，提高非京籍隨遷子女的入學門檻，是要借教育之手來控制北京人口。

教育無形中被當作城市控制人口的“工具”，教育部門首先成了眾矢之的。當前，媒體和公眾也的確主要把矛盾的焦點放在了教育部門身上。而教育部門卻有著非常深切的無奈——區縣教育部門聽命于區縣政府，必須服務于當地經濟發展，自主權有限。

點明了各方關系之后，我們可以具體來討論一下，到底該如何看待這一事件：超級大城市，“人口－資源－環境”的壓力極大，不控制人口，很難得到持續發展，甚至城市有可能走向衰落，可若控制人口，又難免要有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責任當前，政府該如何取得平衡，又該如何處理城市發展與教育的關系呢？

非戶籍隨遷子女入學問題，表面上看是一個教育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綜合性的、復雜的社會管理問題。要突破這一難題，只能依靠社會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同時還要通過一系列政策的配套實施予以推進。歸根結底，非戶籍隨遷子女上學難，是流動人口社會保障制度缺失引起的。因此，深化社會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完善相關配套制度，是解決非戶籍隨遷子女就學問題的關鍵。當前，關鍵是如何改革，如何深化。

要求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就業和社保證明，就是把教育問題納入到社會管理的視野中統籌考慮。外來務工者，正是由于他們從外地來到大城市就業，才出現了其子女在大城市中就學的問題。父母就業與子女就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在制定非戶籍隨遷子女入學問題上，應當統籌考慮父母就業與子女就學兩者的相互制約關系。上海、廣州已經將外來務工者的就業和參加社保年限，作為隨遷子女在其務工城市就學的基本條件。實際上，這是根據外來務工者在流入地的工作和貢獻情況，判斷其子女是否可以享受當地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從而控制福利型人口的涌入和新型教育移民。同時，將隨遷子女就學與父母就業及社會保障制度掛鉤，可以激勵外來務工者提高專長和技能，激勵有技能的外來人員在城市長期扎根，既能有效控制城市人口規模，又可以從根本上提高人口素質。

任何改革都牽一發而動全身。大城市非戶籍隨遷子女入學問題的解決，依靠社會管理制度創新，需要加強制度設計的系統性、科學性與可操作性。在我國就業登記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還有相當一部分外來務工人員，比如家政服務人員等，無法拿到正式的就業證明和通過有效合法渠道繳納社保。這就需要建立靈活的就業制度，使得他們有渠道繳納社保和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需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明確政策出臺的主體、程序和方式，明確包括教育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標準和要求，使得在該城市工作、生活和學習的人，預先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才能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和覆蓋。要求非戶籍家庭為子女入學提供在本區的就業和社保證明，這一政策制定的主體是市政府還是區縣政府，區縣政府是否有權制定這項政策？這樣的政策應該提前多長時間出臺？需要經過哪些程序？上述問題都值得商榷。涉及到教育問題的政策，應該考慮到教育的規律性和時效性，應當考慮到孩子受教育權利的保障，考慮到政策的統一性、規范性和可執行性。

超級大城市確實需要“減壓”，非戶籍隨遷子女受教育權利也的確應該得到切實保障。究竟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只能依靠社會管理制度的創新，依靠包括教育政策在內的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李立國（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