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簡潔,但簡潔有時會帶來歧義,同一句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讀,《論語》里孔子所說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便是典型一例。 據楊伯峻《論語譯注》,這句話的意思是“批判那些不正確的議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這里,“攻”作“攻擊”解,“已”作動詞“停止”解。 然而,許多人不同意這種解釋,李澤厚在《論語今讀》中把“也已”作為語氣詞,于是這句話就譯成“攻擊不同于你的異端學說,那反而是有危害的”,正好與楊譯相悖。李澤厚認為,“這可以表現儒學的寬容精神:主張求同存異,不搞排斥異己。” 還有學者把“攻”解為用功的“功”或治學中的“治”,又帶來第三種解釋:學習異端邪說或從事于不正確的學術研究,是有害處的。 最有趣的理解也許來自著名英國漢學家威利(Arthur Waley)。他在英譯中認為這是以織布作喻,“攻”作“織”解,“異端”指“不同的線頭”(different strand),于是有了這樣的英譯:織不相干的線頭,毀了整塊的布。(He who sets to work upon a different strand destroys the whole fabric)什么意思?大概強調要心無旁騖從事仁道吧,接近第三種解釋。 翻譯大家傅雷說,“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威利翻譯之奇,也許正是中西思維方式不同的表現。《論語》里還有一處提到,孔子向衛國大夫遽伯玉的使者問起蘧伯玉近況,使者說其“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想減少過失卻尚未做到。 古文簡潔帶來的歧義,在某種程度上也豐富了古文的思想內涵。上面的幾種理解似乎都有道理,不管孔子的原意如何,這些說法都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影響,我們只能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喜好來取舍了,當然也不妨絞盡腦汁,再創一說。其實,古人之所以能“六經注我”,正有賴于文字歧義帶來的模糊空間,像康有為就通過注《論語》將一心“夢周公”的孔子改造成維新變法的“教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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