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罪可公訴”更顯法治正義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爾梅提出建議，立法機關對刑法中的虐待罪進行修改，刪除告訴才處理條款，改為既可公訴也可自訴，同時對本罪情節惡劣的具體情形作出明確規定。

去年6月，南京兩名幼女被活活餓死事件曝光后，舉國震驚。事實上，類似令人沉痛甚至絕望的事件遠不止這件——隨著婚姻家庭問題的不斷涌現、家庭暴力事件的不斷增多和家庭虐待行為得不到合理懲處的凸顯，人們對虐待罪規定的合理性產生不小質疑。

一個主要質疑就在于虐待罪在刑法上為自訴案件。所謂自訴案件，說白了就是被害人告訴才處理，不訴則不理。從現實角度出發，這種自訴規定存在明顯缺陷。受虐待的被害人大都是弱勢群體中的婦女、兒童、老人，特別是兒童，屬于無行為能力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他們壓根不懂什么叫自訴，不知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即使知道，在拳腳棍棒之下，是否還有膽量去自訴，也是個問題。

退一步講，即便給兒童從小貫徹被虐待可以去法院告虐待人的理念，但自訴案也還需要本人提供有力證據。而事實上，一個未成年人根本就沒有能力收集證據、保存證據、提供證據。這也難怪有專家針對虐待罪提出立法首先應考慮它實現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應該屬于大概率，如果實現的概率幾乎為零，那么，這種法律即是惡法，因為它放縱了犯罪，使受害群體得不到真正的合法保護。

虐待罪既可公訴也可自訴，無疑是一條很好的建議。在被虐待者無力自救時，檢察機關通過提起公訴打擊虐待行為，有利于更全面更及時地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當然，這個“公訴”的含義還可以豐富一點，不僅可以從法律上明確公訴優先于自訴原則，還可以賦予公檢法機關對虐待案件有優先介入的權力。例如加強公安機關對家庭成員間虐待行為的干預。在接到受害人、鄰居等報警后，公安機關不能以此類案件屬于自訴案件為由不予理睬，而應立即介入。待深入調查后，依據情節輕重定性虐待行為，該說服教育的說服教育，構成虐待罪的，建議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嚴格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最后，將虐待罪改為既可公訴也可自訴后，還有必要構建合理的自訴與公訴銜接機制。例如面對舉證能力不足的受害人自訴后，法院及時通知檢察機關，借助專業力量收集證據，待檢察機關認定受害人確實受到不法侵害后，可將自訴轉為公訴，從而避免因自訴人自身能力不足而縱容犯罪現象。總之，多起兒童被虐待致死已經給世人敲響了警鐘，由于受害人實際自訴能力的限制，使虐待罪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虛設。從制度上確定司法機關對虐待案件有先行介入的權力，進而更加充分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儼然十分必要。

鄧子慶（湖北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