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涉嫌強奸殺人,36歲的楊波濤已在看守所度過了十個春節。十年來,他先后3次被商丘市中院判處死緩、死緩、無期,但又都因“事實不清”被河南省高院發回重審。被告人和受害者的家屬在漫長的等待中都飽受煎熬,他們說:“只想盡快要一個結果?!?/p> 因發回重審帶來的訴訟遲延,在類似的疑案中屢見不鮮,學界對此多有詬病。既然二審法院對“疑難”可以改判,也可以發回,為何在司法實踐中高院極少采用改判,而多發回重審呢?這種選擇的依據當然不是來自文本上的法,而是現實中的潛規則——“疑案”多有上訪等伴生物,相對來說比較棘手,這讓上訴審法院有了能推就推的利益考量。加之一審法院通常來說對案情更為熟悉,也更有條件查明真相,發回重審還能緩和與地方黨政機關及下級司法機關的關系,使案件的處理有緩沖。這些綜合因素使得發回重審在疑案的二審中成為常態。 這正應了那句俗語,“誰捅的婁子,誰堵上”。但這樣的潛規則卻并不合乎司法的價值依歸。司法乃定分止爭的制度設計,發回重審成為常態直接造成了司法的過分遲延。楊波濤案的三次發回重審就是典型,更有匪夷所思的個案,歷經六次發回十余次審判,仍難終結。 面對疑案,二審法院完全可以通過法庭審理去主動查明事實。如果審理之后,案件仍然處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疑案狀態,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裁判障礙?!耙勺飶臒o”正是處理這類案件的直接依據。 某些二審法院不愿遵奉“疑罪從無”對疑案予以依法改判,而習慣性采取發回重審。這恰恰說明,作為上訴審法院的監督職能在實踐中被虛置了。這種將矛盾下放的做法,只會加速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的流失。 鑒于此,2012年刑訴法修訂對此司法沉疴進行了制度校正?,F行法明確了對因事實不清或證據不足而發回重審的案件,在原審法院重審宣判后,又進入二審程序的,二審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不得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這一修訂,杜絕了“重審”再“重審”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在制度上督促二審法院更為積極、主動且慎重地履行審級監督的職能。 立法之弊消除了,接下來就要看二審法院在司法實踐中能否積極踐行。去年以來,司法領域內平反冤假錯案備受矚目,一些多年懸案在輿論的關注下也得到了糾正。但這并不表示,這一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了。“疑罪從無”等司法原則從來就不專屬于某次運動,而理當成為日常司法遵循的圭臬。讓公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當然也包括讓楊波濤案體現出司法的公平與正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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