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監護干預制度重心在“適度”

據報道，最高法院、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門正在著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監護干預政策，相關指導性意見擬于今年年內出臺。

“家庭監護干預”在中國更多是執行層面的難題。因為在現行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相關法律中，不乏有關剝奪父母監護權的相關條款，但具體的操作規程卻始終缺失。中國是個大一統的成文法國家，要在地區差異懸殊的國情下追求法制統一，殊為不易。正因為有此背景，才有了國家層級的立法往往過于原則和抽象的特征。執行“法律”的第一步，也從法律在個案中的適用，變成了先由相關職能部門根據“上位法”制定出實施細則，然后再進入個案。

監護干預制度的立法細化遲滯不前，除了地區差異難以協調一致之外，還有中國以家庭為社會基本組成細胞的內在結構。而我們所知道的監護干預制度較完善的地方，多是以個人為社會主體的西方國家。去年年底我在澳大利亞訪學，曾向堪培拉和墨爾本的幾位法學教授請教過這一問題。他們視監護干預制度為理所當然，這是因為在澳大利亞，小孩一出生就享受著國家福利——大到教育，小到奶粉。可以說，澳大利亞的未成年人并不是由父母獨自撫養的，政府在未成年人的成長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也成了在親權之外未成年人保護最后的依靠。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清官不理家務事”源遠流長。所謂當父母打了自家的孩子，政府就要接管孩子，甚至還要禁止父母與孩子接觸。別說是監護人，就是很多旁觀者也難以接受。這種普遍觀念的存在，正是家庭監護干預制度在中國要走向真正實施的阻障。

與此同時，在急劇的社會轉型中，家庭監護人不認真履行監護職責，甚至侵害被監護人利益的現象日漸多發。一些因監護權履行不到位而給未成年人造成傷害的悲劇性個案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

社會在向前發展，制度也不能安于現狀、一成不變。中國的社會轉型，也正處于“從身份到契約”的關鍵歷史階段。未成年人的權利與義務，正在從過去的由身份決定，轉向現在的由法律決定。事實上，監護人的概念在法律上已經有了擴展——從過去的親屬監護，發展成今天的以親屬監護為主，組織監護為輔。這里的“組織”，既包括未成年人父母所在的單位、居委會、村委會等，也包括政府民政部門，將來還可能包括專門為政府提供未成年人監護的社會組織或企業法人。當務之急，既在于理念的更新，也在于制度的科學設計。行政和司法對家庭監護的干預必須適度。“度”在何處，除了職能部門貢獻力量，開門立法汲取民智亦是必由之路。

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