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超國民待遇”才能拆掉圍墻

近日，上海一名市級機關80后公務員在看完《公務員：這一年少掉的福利》、《公務員隊伍開始動蕩了嗎？》等系列文章后，自述辭職的心路歷程，稱在機關工作收入7年沒漲，職級7年沒變，能力是“聽話加寫報告”，社會關系是“領導加同事”（1月14日《解放日報》）

近年來，基層公務員的抱怨屢屢見諸報端，公務員對于待遇的抱怨常常被評價為“矯情”。然而，公務員的抱怨事實上并不僅僅局限在福利的減少，還有不少是在抱怨上升空間小、工作沉悶刻板等。以更理性的目光看待這些抱怨，會發現并不只有“矯情”這么簡單，而是有不少真問題。

正如這位自述辭職歷程的公務員所感慨的：“這些年每每看到公務員考試大軍，我難免心生感慨：公務員真的是一座‘圍城’。城外的人，千方百計、削尖腦袋往里鉆；城里的人，卻因這樣或那樣的不如意，心生去意，中途離場。”

在公務員超國民待遇構成的圍墻下，被禁錮的同樣包括年輕公務員這一群體。事實上，如今不少基層公務員之所以沒有下定決心離開體制，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公務員群體依舊享受著不少制度性的福利，首當其沖的是養老雙軌制的優待，其次是偶爾見諸報端的權力自肥現象。如今，養老金并軌已提上日程，權力自肥現象也得到了相應的規范，這道阻礙人員優化配置的圍墻正在松動。

事實上，公務員群體向社會流動值得期待，對于公務員本人來講，他們遵循了自己內心的選擇，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會變得更好。消除了“超國民待遇”后，公務員隊伍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優化，留下的年輕人將是那些真正有志于公共事務管理的人。同時，更多的人才流動到更適合的崗位，也會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可以說，是公務員隊伍、流動者本人、社會三方共贏的局面。

而且，這對于消除不同人群之間的對立情緒和日益固化的利益群體，也大有好處。如果圍墻不拆除，不同人群之間難以實現自由流通，即便是基層公務員的抱怨再真實，恐怕也只會是“人們不懂公務員的傷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