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背后的“信息公開”政治博弈

2014年伊始，美國“叛徒”斯諾登又處在世界輿論的風口浪尖。2日，《紐約時報》發表社論，呼吁特赦斯諾登。而美國保守勢力則表示，特赦斯諾登，將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與此同時，對國安局監聽行為的法律裁決也是針鋒相對：3日，美國外國情報監控法庭批準，國安局可以繼續進行大規模電話監聽項目；而不久前一家聯邦法庭則裁決“監聽違憲”。

從制定1945年《原子能法案》和1947年《國家安全法》以來，美國一部分人一直堅持認為，強化國家對信息流動的管制，允許政府以各種方式監聽境內外信息，是保障美國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美國強化監聽的措施始終受到強烈的質疑與反對。在整個冷戰時期乃至到“9·11”之前，各類反對政府強化監聽團體的呼聲占據了上風，美國政府監聽行為受到較強約束。

但“9·11”恐怖襲擊讓整個事態發生重大改變。容忍政府對信息的監聽，被看作是保證國土安全的必要代價。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美國國家安全局從電話監控的記錄中發現了本·拉丹的蛛絲馬跡。國安局對全美電話監控收集的數據驚人，它每6小時產生的數據量，就相當于世界上藏量最大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有印刷體藏書的信息總量。

而在“大數據”時代，監聽行為盡管備受爭議，但似乎愈演愈烈。3日，據斯諾登爆料，國安局正斥資近8000萬美元研發量子計算機，加快對美國全球監聽情報信息再處理，用來攻破全球加密系統。監聽強度有增無減，不僅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更是大數據的要求。

美國政府幾乎每一項業務，每一個新立法和新規劃，都會有一個數據庫和信息管理系統與之對應。國安局也不例外。真正的爭議在于，國安局收集的數據，哪些屬于國家機密范疇？哪些可以公布于眾？斯諾登之所以惹怒美國政府，是因為他讓國家機密暴露在眾人之下，不斷挑戰政府信息公開的尺度。

這就涉及大數據時代的另一個要求：信息開放。奧巴馬也深知信息開放的重要性。他上臺后簽發的第一個總統令，就是推翻布什時期以國家安全為名義，限制公眾查閱總統文件的權利，宣布放松總統文件的管制。

奧巴馬上任時強調，任何政府機關都應利用最新的技術推進信息公開，而且公開應該及時。但他一定萬萬沒想到，就在第二個任期平穩過渡之時，一個“斯諾登”會跳出來，挑戰他信息公開的極限。

可以預見的是，關于監聽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國家安全”和“信息公開”的對立、博弈與廝殺，將會不斷地進行妥協和利益交換。

蔣林（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