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若趨好,全局則主動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前天落幕。自2004年起，中央重新恢復自1980年起連續五年召開農村工作會議，以及來年元月發布事關“三農”的“一號文件”之傳統。自本次會議算起，這一做法已整整堅持10年，“三農”也因此連續受益10年。

最近1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年年根據“三農”面臨的新態勢、新問題，提出緩解、破解“三農”困局的“政策大綱”。今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很可能成為國家最終破解“三農”困局的一個歷史新起點，即從過往數十年的被動應付向未來若干年的主動應對轉變。今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全新的致力“三農”發展之執政理念闡述：“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讓農民成為體面職業有利可圖”、“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鄉土文化根不能斷，農村不能成為荒蕪的留守農村和記憶中的故園”。

循著新的歷史起點，會議明確強調：“吃飯問題是治國理政頭等大事；農村土地承包權始終屬于農民家庭；食品安全給百姓一個滿意交代；誰來種地重在培育職業農民；新型城鎮化必須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由此形成了明年及今后若干年“三農”工作的基干性工作方向和戰略抓手。方向為綱、綱舉目張。會議據此形成的一系列具體政策和操作方略均圍繞綱舉目張梯次展開。

從1985年到2003年，中國農業數次經歷大起大落。其間，鄉鎮工業發展及此后更大范圍的中國工業化進程，以及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加劇固化，一度使“農業最落后，農村最凋敝，農民最苦困”成為國家面臨“三農”困局的尷尬寫照。以至于身在大洋彼岸的布朗先生向世界發出了“誰來養活中國人”的正告。2002年深秋中共十六大召開，2003年開春中國政府換屆，年初突發的非典疫情及倉促應對，使國家失去了2003年起重新正視并著手緩解“三農”困局的機會。變化始于2004年，從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始，國家重新正視和應對“三農”困局，持續努力十年不怠。

時至今年，中國糧食及主要農副產品實現“十連增”，農民人均收入實現“十連漲”，其中最近4年人均漲幅連續超過城鎮職工收入增幅。今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突破1.2萬億斤，折算到每個國民為人均420公斤，形成了令世界驚嘆羨慕的“不可思議”。

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生的國人對糧食短缺缺乏切膚之痛。改革來了、糧票走了——歷史的巧合在于，從糧食短缺到糧食充裕，今年正好是中國告別糧票20周年。滄桑巨變，足令198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中國人平添感嘆。有人做過粗略換算，改革開放35年，中國日用工業品價格平均漲幅約60倍，主糧價格漲幅約20倍，二者近40倍的“價差”，見證了中國政府和8億農民兄弟，為破解“民以食為天”這一中國歷史難題所做的艱苦卓絕之持續努力！

時至今日，若不創新現有農業生產組織形態，繼續維持一家一戶“一畝三分地”的分散耕種方式，中國農業增產已逼近資源極限。而創新現有農業生產的組織形態，必須由新型城鎮化在前面破障開道。今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農民工落戶城鎮，要實施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要確保中西部約1億農村人口成為城鎮居民。這“三個1億”可謂環環相扣，尤其是“中間1個億”對前者和后者起到“撬動兩頭”的關鍵支點作用。“中間1個億”解決得好，新型城鎮化巨大的資金缺口壓力就能得到極大緩解。

新型城鎮化與舊有城鎮化之最大區別在于，前者要確保廣大農民成為最大受益群體，舊有城鎮化則以犧牲農民長遠利益作為造城運動之代價。現實的難題抑或危險是，盡管從十八大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再到今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一再強調要“積極穩妥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但輿論必須清醒看到，新舊城鎮化之間并沒有鮮明的“楚河漢界”，在地方唯GDP至上的思維定勢遠未得到清除的現狀下，各級政府城鎮化操作若對政策的執行稍有偏差，到了鄉鎮末梢，離中央要求的新型城鎮化就會離題萬里，生成新矛盾，釀成更多社會沖突后遺癥，而新型城鎮化亦將再次煮成一鍋夾生飯。果如此，實施“三個一億”工程所騰挪出來的農村土地，也就很難順順當當地流向家庭農場或種糧大戶，國家糧食安全依然缺乏長久保障的市場基礎。

得益于過去10年的持之以恒，“三農”趨好、全局主動的格局正在形成之中。但求新型城鎮化不再出現大的操作偏差，使2020年時的中國“三農”形成一個時代新局。

魯寧(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