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案”難解決治理能力待提高

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妨從解決令公眾焦慮的具體個案，尤其是“斷尾新聞”開始。

在2013年即將結束的時候，新華社做了統計，像河南義昌大橋垮塌事故、廣州“鎘大米”事件、王林非法行醫事件等一些熱點事件，至今仍然沒有處理結果，有的上半年就被媒體追問過，卻又爛了半年，并有繼續成為“懸案”可能。令人吃驚之余，也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不能正視并迅速解決已經暴露的具體問題，說明我們對不良現象甚至違法犯罪行為的容忍底線還有待提高。總體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對已經暴露的問題如能迅速應對解決，公眾對國家治理能力就更有信心。其實，持寬容態度的，不是公眾，也不是媒體，更不是某些事件的受害者，而是有責任應對和處理具體事件的公共部門。這種較高的容忍度，值得警惕，因為這是一種權力的不作為，結果就是對違法犯罪和其他邪惡現象的縱容。

雖然媒體和輿論持續關注和批評，但一些管理和執法部門卻能抗得住壓力，因為拖個一年半載也沒人被問責，這意味著輿論批評已經無法激活體制內的壓力機制。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有自我凈化能力的社會，這種能力，相當一部分來自公共輿論的影響力和塑造力。如果一個公共部門對輿論的批評失去了最起碼的敏感性，那就意味著公民和社會監督失去了推進社會改良的彈性空間，最終將使公共權力部門置公共利益于不顧，對公眾的評價不以為然，像河南義昌大橋垮塌事故，在輿論的持續關注下，十個月仍未見處理結果，這不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嗎？

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一個預期穩定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公共權力有效率的社會，尤其是執法和司法部門，如果出現能力的衰退，將使公眾失去基本的安全感。最典型的就是陜西富平婦產科醫生拐賣嬰兒案，事發后，除了富平縣衛生局局長、分管副局長、婦幼保健院院長等5名相關責任人被免職，公安機關立案5起后沒有發布過任何消息，全省范圍內的調查也沒有結果。

像張藝謀超生，地方計生部門遲到半年才在輿論推動下勉強回應，至今沒有處理結果。正在進行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提出了很高的政治倫理標準，給了我們新的期待。但任何期待，都不可能超越具體問題，只有一件一件解決好眼前的問題，我們的期待才不會成為虛妄的臆想。

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妨從解決令公眾焦慮的具體個案，尤其是“斷尾新聞”開始。

本報特約評論員 燕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