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開，革新法律價值觀

司法公開的力度越大，訴訟的數量越會減少，社會越和諧有序，全民學法、遵法、守法、用法的積極性也會不斷提高

司法權作為一種國家判斷權，因其高度的專業化和程式化，往往很難脫下神秘的外衣。然而，隨著互聯網的出現和信息傳播的大眾化，法庭由現實世界的“劇場”走向了虛擬世界的“廣場”，民眾對審判過程和裁判結果的關注一再升溫，司法神秘化的空間急劇縮小。比如，近來的“薄案”微博直播，“李案”網上圍觀，都改變了傳統意義上司法公開的內涵。

信息時代的司法公開，無疑會對一線法官帶來某種壓力和不適，質疑聲也隨之而起：捍衛司法權威，是通過重新披上司法神秘化的外衣，還是通過全方位的司法公開？這不僅是一種司法方法論的選擇，更是一種法律價值觀的革新。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審判公開，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在信息時代，司法公開對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意義尤為重大。這是因為，傳統的司法公開局限于庭審公開和法律文書公開，傳播的時空范圍均可控。而信息時代對司法資訊的疊加傳播、迅速復制和成倍放大，對司法活動的規范、嚴謹和自律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同時也使當事人的私權利益被屢屢置于網絡輿論的裹挾之下。在多重價值相互矛盾和沖突的大數據時代，我們既要窮盡一切法律手段來捍衛私人依法享有的權利空間，也要正確認識互聯網時代司法公開帶來的巨大價值。

對法官而言，司法公開是對其自由裁量權的約束和規范。在規定范圍內，將當事人的訴請是否成立、證據是否采信、適用的法律是否準確、權利義務的分配是否恰當等理由公之于眾，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才能在法律的籠子里運行。同時，一份好的裁判文書，可以全面展現法官的法律素養、文字水平和價值取向，是法官職業化水平的最好標尺，也是司法文明程度的集中體現。因此，網上公布裁判文書，既是壓力和挑戰，也是推進法官職業化進程的重要契機。

對社會而言，司法公開可以更好促進誠信體系建設。比如，對一些制假售假和嚴重侵犯人民群眾權益的案件，通過網絡直播庭審和在網上公布裁判文書，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曝光，使其在二次進入市場時付出比守信人更大的代價，以儆效尤。司法公開也可以幫助社會成員進行有效的行為預期。通過公布裁判文書、提供便捷高效的檢索和查閱系統，為社會成員提供具體而明確的行為導引，便于公眾通過一個個鮮活的判例來識別和判斷自己的行為后果，幫助其形成較為科學的行為預期，并選擇解決糾紛的具體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司法公開的力度越大，訴訟的數量越會減少，社會越和諧有序，全民學法、遵法、守法、用法的積極性也會不斷提高。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司法公開，恰可以從制度和程序上抵御外來干預。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必要條件，而排除外來干預是依法獨立審判的重要保證。實踐證明，堅持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信息公開，確保“干預必留痕、過問必留印、干擾必有責”，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才能夠樹立，人民群眾才能夠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