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上海友誼路克山路一根橫桿上密布著近60只攝像頭的照片,在微博上瘋傳。隨后,有網友曬出了北京四通橋附近一根電線桿上掛11個攝像頭的照片,武漢某地鐵站旁的立柱上安裝20個攝像頭的照片也讓網友直呼“驚呆了”;更具轟動效應的一則新聞是,湖南長沙于去年3月啟動的“天網工程”日前全面完工——2.6萬個政府架設的攝像頭和18.6萬個市民商戶自搭攝像頭,讓這座城市的視頻圖像應用進入全國先進行列。(綜合《法治周報》、新華網等媒體報道) 只要稍加留意,我們對那些架設在半空的攝像頭,就應該不會太陌生。它們或被用來監控交通,拍攝路況并記錄交通違章行為;或被用作治安監控,民警事后可通過監控錄像排查可疑人員;還有些商業場所,出于自身商業安全考慮,也裝了監控探頭。盡管如此,估計很多人此前并不知道,城市監控探頭竟如此密集。 攝像頭在震懾犯罪分子、協助警方破案等方面的作用,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認可。檢索媒體報道,在完善地鐵攝像頭系統后,紐約地鐵的犯罪率較上年下降了37%;而公共場所架設密集攝像頭的香港地區,犯罪率也處于相對較低水平——2012年的數據顯示,香港犯罪率遠低于倫敦、多倫多等國際大都市。在一些法制節目中,也常常有警察調去路邊攝像頭的畫面而抓獲犯罪嫌疑人的故事。 攝像頭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點不容否認。但有一個問題是,架設在街角巷陌的攝像頭,會將所有處于可拍攝區域的畫面都監錄下來,人們關于隱私的擔憂隨之而來。看過電影《楚門的世界》的人應該都記得,主角楚門就是一個每時每刻都暴露在各種攝像頭前的人。事實上,此前一些情侶親熱的畫面被攝像頭拍下后泄露到網上,就已引發過關于監控探頭是否太多的爭議。 一邊是安全,一邊是隱私,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平衡,是“攝像頭時代”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為追求安全有序的社會秩序,人們必須讓渡一部分隱私,這一點沒有太大爭議,但這種權利讓渡必須有適當的限度。比如,公眾允許自己在公共場合的行為被拍攝,但也應得到保證,被拍攝的畫面不會被濫用、被無端泄露。 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一部用于規范攝像頭架設和管理的法律,甚至連誰有權架設攝像頭也都缺乏明文規定。正因為存在這一短板,很多被攝錄的內容在保存的時候都比較混亂和隨意,一些商業機構隨便買一套監控設備就可自行安裝了。最近幾年,有一些地方嘗試出臺了《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但這些畢竟只是地方性文件,其約束力明顯不能讓公眾擁有穩妥的隱私安全預期。 反觀國外,盡管街頭的攝像頭也不算少,但他們在保護個人隱私方面,一般都有極為嚴格的規定。無論是安裝監控攝像頭之前的審批,還是對攝像頭監控內容的管理,抑或出現侵權糾紛之后的責任認定,都有明確的法律條文,甚至連攝像頭的朝向、位置高低等內容也都有規定。這種完善的規章制度,無疑值得借鑒。 此前有調查機構保守估計,中國至少擁有公共攝像頭4000萬臺。這意味著,我們已毫無疑問地進入了“攝像頭時代”。身處這樣的時代,我們可能更安全,也可能更沒有安全感。在此語境下,如何平衡安全與隱私的關系,如何在編織安全監控網的同時,用完善的法律保護公民的隱私權,成了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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